回看人类历史进程，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大都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相对于蒸汽机、电气、电子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和工具的革命不同，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革命意味着对人本身的革命。
这一过程与核反应中的原子能释放相似：社会的数字化融合如同核聚变，社会中原来零散的原子碰撞聚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个人的数字化如同原子的裂变过程。数字化的个体，基于智能手机交互可以有意或者无意地创造全新的生产动能。人的数字化分离出了人类生产力不同方面，极大地释放了人作为数字资源本身的能量，成为了各国关于未来全球发展的共识。大变局当中，中国是怎样面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进行过怎样的经济治理实践与创新？世界的目光正投向东方，希望看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的数字经济现状
一是数字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逐步加大。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6.7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同期的22.77万亿增长17.24%。数字经济占国内GDP的比重由30.61%上升至32.28%。
二是数字生产内容急速增长。2010年以来，数字内容产业营收规模和产值加速增长，包含IP版权交易和授权衍生周边在内的广义产值，2016年突破5600亿，2017年突破7000亿。产业营收结构中，游戏和新闻比重下降，影视、音乐、动漫占比上升，电竞、直播、虚拟现实产品正在迎来大发展。
三是我国向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未来20年，中国高达4亿的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了新动能平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贸易数字基础设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在中国的数字化国际贸易平台上获利。中国所提供的数字新动能平台化发展模式，切实推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更多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发展。
数字中国的建设及发展
可持续、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8.02亿，互联网普及率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人群占比达98.3%。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特别是近年农村4G网络大规模建设以来，农村的数字化进程对农村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中国是当前全球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典范。
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期以个人邮件系统为起点的网络互连，我们国家大部分网民，例如农村地区的网民触网是从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开始的。这细微的差别契合了未来以移动计算为主体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在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推动了例如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技术的发展，另一面推动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的转变，释放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同时，我国当前的智能制造发展成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数字化能力素质提升，为未来制造系统的自我更新奠定了基础。根据德勤抽样调研，我国当前约81%的企业已完成计算机化阶段，具备了通过计算机化高效处理重复性工作，并实现高精度、低成本制造。二是智能制造对企业的贡献率明显提升。智能制造为企业带来利润企业占比，已经由2013年的14%提升到了2017年的33%。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明显提升，利润来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和产品服务价值的提升。三是工业机器人需求不断增加，当前中国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数字主权与数字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模式，成功抵挡住了国际数字霸主赢者通吃的挑战，建立了多层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体系。在摩尔定律的冲击下，跨国大公司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快速的技术迭代，凭借数字技术能迅速对全球市场进行快速拓展，形成对其他国家相关行业发展的实质性压制。我国坚持把数字主权放在发展的第一位，为我国完整的数字产业链形成争取了时间。以物联网生态为例，涉及到硬件、软件、云平台等多个产业链。虽然当前我国在物联网部分高端芯片问题上依然存在掣肘，但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全面推动我国的物联网发展。特别是2017年1月公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2016-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物联网产业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根据相关规划，我国将加快推进移动物联网部署，构建NB-IoT（窄带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同时我国还将加快推进物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低功耗广域通信网等新技术的加速融合，逐步形成物联网开源创新生态圈。据网信办数据，我国物联网发展领跑全球，预计2021年中国物联网平台将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把政府的数字化再造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从国际情况来看，政府信息化改造过程缓慢是普遍性难题。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政府技术革新和数字化流程执行力强，目前已经形成了基于大数据的快速响应政府架构。
进一步完善我国面向全球化的经济治理
（一）尽快统一数字GDP测算标准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呈现出三产高于二产、二产高于一产的特征。
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我国经济转型和数字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大对数字GDP测算相关的研究，统一相关标准是很有必要的。
（二）立足于全球价值链，逐步加大重点扶持行业的竞争力度
当前全球面临经济衰退，但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时代。产品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跨国交易已经替代了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给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也享受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但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并不均衡，我国企业要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需要适度引进竞争，不断提高在国家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三）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统一“数字丝路”或“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
结合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建议在路上、水上和冰上“一带一路”推出后，尽快制订国家层面的数字“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前我国缺乏对“数字丝路”或者数字“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重复建设的情况出现。在当前“一带一路”合作超预期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为“数字丝路”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但同时也面对政治、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差异等问题。这些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次的推动与协调，这是企业参与“数字丝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国家层面制订“数字丝路”发展战略，明确政府职责和企业规范，是当前我国“数字丝路”发展急需的指南针和方向标。
二是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发展到一百余个。“一带一路”相关概念也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针对数字化产品，建立“一带一路”或者“数字丝路”产品认证体系，有助于作为中国制造整体品牌进行市场推广。
三是加快5G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数字丝路”发展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是关键。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发展与推广，与专利技术限制密切相关。物联网领域的专利分布非常分散，据统计，2017年全球物联网专利数，三星、高通和LG位列前三。华为公司在物联网专利方面排名第四，中兴公司排名第六。分散的专利为我国进军物联网市场，推行基于物联体系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物联网标准是建立物联数据生态的关键。如前所述，实体公司要完成数字化的转型，就需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例如设计属于自己的机器学习算法、建模和云计算等。否则，如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就会挤占这个市场，而实体公司只能沦为硬件产品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物联网具有多层次终端设备和广覆盖的特性，产品在连接和交互层面会出现在专利上的叠加和冲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车载第三方设备关于数据交互的专利兼容与冲突问题，这种类似在数据应用层的专利和标准冲突出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此结合5G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情况，尽快制订出相关标准体系，并加快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是当前“数字丝路”比较紧迫的问题。
（四）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升级中的管理指导工作
调研发现，在企业智能制造升级，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生产模式的大变革，企业即使完成了硬件上的升级，也会遭遇很多软件方面的问题。例如管理模式的转变等。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本身管理能力不是特别稳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对中小企来说会产生较大的帮助。
数字化企业转型将面临5个方面考验。一是面向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管理模式，向个性化、智能化制造管理模式的转变。二是人力资源管理逐步从针对简单劳动者向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模式转变。三是由面向产品的生产模式向面向服务的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往产品销售完成，对于生产厂家而言产品信息基本就终止了。但对于智能化的产品而言，顾客购买完成产品，才是产品销售（服务）的开始。生产驱动和产品数据（服务）驱动，对于企业全流程的管理和再造都是莫大的挑战。四是产品战略到平台战略的转变。随着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改变了企业工厂内的制造过程，还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态。生产组织中的各个环节可以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例如以3D打印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网络开放社区，将大大促进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分散的制造组织方式，形成“平台+个人”的新制造业态。这种发展趋势下，围绕企业产品所构成的“生态圈”会成为未来制造企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五是组织结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生产模式的变化、人员情况的变化会改变传统企业的“金字塔”结构。智能制造时代，特别是“个人+平台”模式的出现，会把“金字塔”组织结构倒过来，塔尖朝下。让管理决策层承担所有试错责任，把底端技术人才托起到最上面的舞台，将基础创新导向与领导权责体系密切关联起来。先优先技术发展，释放一线人员的创新能力。
正如2018年APEC的主题“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一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实践，必将为全世界提供可参考实践的切实发展之路。（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刘玉书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