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27日发表技术从业者兼撰稿人杰斯·陈题为《科技巨头拥抱新冷战民族主义》的文章称，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长期主张深化与五角大楼的关系，现在他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
谷歌的情况远非个案。支撑这种对美国政府的新亲近的，是人们对于中国科技公司崛起可能宣告硅谷优势地位终结的广泛焦虑。在过去一年里，技术投资人彼得·蒂尔和施密特本人都曾发出同样的警告：硅谷必须开始与五角大楼合作，否则中国将胜出。
大型科技公司对中国的敌意是一种相对新的现象。2017年，谷歌曾在北京开设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声称“人工智能和它的好处没有国界”。2016年，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急于开发中国庞大的广告市场。
但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把疫情归咎于中国，并就香港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矛盾升级，本已动荡的美中关系已跌至新低点。科技公司的高管们纷纷站队，集体支持反华鼓噪，利用中国的侵犯行动为承接军方的合约开脱和回避监管。
但在求助民族主义以回避监管的现象背后，是硅谷必须如何行动才能保持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的更深层意识形态问题：很多年来，硅谷的全球成功代表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谷歌成为创新的基石，而中国的科技公司———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列举出它们的名字———则沦为纯粹的模仿者。但是随着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及其他诸多公司的崛起，硅谷的全球秩序已经受到怀疑。
在互联网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西方主宰着在线世界。象征社会进步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结合的硅谷成为开放互联网的统治者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倡导者。
虽然“自由和开放”曾成为互联网的同义词，但硅谷把互联网视为自由市场的完美媒介：交易瞬间发生，边界荡然无存。换言之，新自由主义上线了。
今天，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中国科技公司已经迅速发展为可怕的竞争对手，并最终处在挑战原本完全由西方主宰的互联网的地位上。尽管美国科技巨头在此次疫情期间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华为已成为最大的手机供应商，而腾讯则超越脸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社交媒体公司。在热门视频应用TikTok去年的智能手机下载总量超过了Instagram之后，脸书的这家子公司也推出了一款模仿前者的应用。
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硅谷技术精英最担心的事情：谷歌进步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无法匹敌政府支持增长的中国体制。而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进步主义表演，拥抱与美国政府更为深厚的关系。
既然中国科技公司正在美国市场上参与竞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宣布了“清洁网络”计划，以保护美国资产免遭“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恶意行动者的攻击性侵扰”。被描述成一项国家安全政策的这项新计划将防止“外国敌对者”通过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公司进入美国的系统。当然，鉴于斯诺登在2013年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控项目，这项声称要保护美国公民隐私的新政策是极其伪善的。
特朗普还发布了封禁微信和TikTok的行政令，这样的禁令将无疑会对世界各地依赖微信与家人保持联系的数百万中国移民构成严重打击。
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意在迫使不再能够接受在华营商风险的美国公司脱钩。科技公司除了随之起舞并加大与政府的协作力度之外别无选择———不然的话将可能完全得罪政府，而这可能意味着面临更多监管和失去利润丰厚的政府合约。
硅谷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终结，由此一个新的技术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出现。互联网将更多地被国家边界所分隔，科技行业将更多地被军事化。一场名副其实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或许不可避免。
互联网曾经把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连结起来，凭借它美国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但在西方霸权受到中国科技业崛起的威胁之际，解决方案并不是退回到冷战思维。相反，需要一种国际互联网的新含义，它拥有以民主方式商定的监管。
与此同时，公众可以开始使用更加安全的选择，并减少我们对科技巨头公司的依赖，不管它们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也许到那时，我们将不会像谷歌、TikTok、脸书或腾讯那样最终陷入关系不断恶化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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