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14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我国正在从资本与技术的承接者走向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者。与之相适应，我们必须建设一个高效、稳健、开放的金融体系，努力建设金融强国。
文章表示，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金融强国一般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其中，货币、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是金融强国的三大支柱。
文章指出，金融强国往往以若干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文章表示，为建设金融强国，“十三五”时期，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树立现代市场理念，不断拓展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文章强调，综合化经营、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快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安全。而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的流动性救助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监管，实现对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全覆盖，是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制度保障。
以下为全文：
人民要论：在改革开放中建设金融强国
世界近现代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唯有成为金融强国方能成为经济强国。
国家大小之别，在于资源禀赋差异。汉唐以来，我国始终以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居世界经济以及财政、资金融通前列。国家强弱之别，源于资源配置差异。20世纪以来，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配置以及产业链的分工与组合都与世界金融中心高度关联。经济强国必须具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因而必然是金融强国。从产业看，大国在分工链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强国才能决定分工形式；从资源配置看，大国是资源的主要使用者，但强国才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吸收国际产业资本，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资源的重要使用者，但还不是重要配置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我国正在从资本与技术的承接者走向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者。与之相适应，我们必须建设一个高效、稳健、开放的金融体系，努力建设金融强国。
金融强国是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方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金融强国作为经济强国的重要特征，主要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基础上，以享有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而掌握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以享有国际货币发行权而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当代金融强国大都凭借其金融业的强大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心。
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看，金融强国是大国发展为经济强国的必经阶段，与经济决定金融的基本逻辑相契合。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中，金融业发展一般始自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内源性投融资需求，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一致。一方面，现代经济强国均从制造业起步，其生产部门的规模扩张产生扩大融资需求的内在动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服务范围随之拓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总量扩张往往伴随着利润率平均化和边际收益递减过程，企业沿着从制造走向创造、从规模走向质量的轨迹发展，必然对多层次、多元化和多类型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无论经济规模扩张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会推动金融总量扩大和金融服务方式变革，推动一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从一国经济对外影响力看，建设金融强国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与竞争力决定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逻辑相契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决定一国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因素之一是要素价格。1860年前后，北美以广袤而廉价的土地吸引了欧洲的种植业和制造业转移，进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80年前后，东南亚以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制造业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今天，我国消费者在境外强大的购买力、我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过去30多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关联。世界制造强国势必演进为金融强国，这是国家发展通例。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不可忽视这一点。
货币、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是金融强国的三大支柱
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金融强国一般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主权货币国际化程度高，参与或主导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能力强。产业竞争力与历史机遇共同推动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二战以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源于战争对欧亚众多国家产业体系的摧毁以及战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在宏观上，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权人、投资者和制造国的地位，推动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在微观上，金融强国的主权货币往往能够为国际贸易活动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广泛接受，直接充当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和价值储藏的货币。因此，金融强国的货币政策往往具有溢出效应，即该国中央银行收紧或放松银根会直接引致其他国家汇率和利率发生相应变化，并间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跨国资本流动。
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参与甚至决定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强。一般情况下，金融强国都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金融中心，掌握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和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其平台是全球性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以美国为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储蓄资金）和融资者（企业和项目），对全球金融产品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具有一定的定价基准作用，从而使美国能够以较低利率吸引其他国家储蓄资金，同时以直接投资等形式对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以获得较高收益。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良性互动，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强。金融强国必然建立在治理有效、内控健全、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金融机构体系之上。金融强国往往以若干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按照一级资本规模排名，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占据全球10大银行中的4个席位。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海外资产占比较低，排名全球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海外资产占比仅为10%左右。在金融稳定理事会2014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列入前10位。此外，在2015年全球最大10家投资银行中，美国占5家，欧洲占5家，我国银行榜上无名。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我们还需要持续努力。
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完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加工大国、贸易大国乃至金融大国的形象逐步形成。但是，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过去长期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我国经济亟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借鉴历史经验、比较国际做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经济金融改革，做大做优做强我国金融业，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唯一途径，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但是，目前我国金融结构还不够合理，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加强。从以量见长的金融大国发展为以质取胜的金融强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十三五”时期，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快速发展，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以金融大国为新起点建设金融强国，进一步做强我国金融业，要求我们在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到“十三五”时期末，使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我国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从2014年的23.8%提高至35%左右。同时，全面提升我国在多边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载体，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树立现代市场理念，不断拓展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坚持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并重的金融市场发展理念，完善以信息披露和维护市场纪律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总结股票市场波动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提高社会融资中股权融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规制统一、运行高效的债券市场体系，发展资产证券化、市政债、高收益债、可转换债，优化交易机制，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体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加大，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还应突出三个重点：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次结合，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绿色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绿色转型，助力绿色化发展；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大力提高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服务水平。
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综合化经营、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快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安全。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外部冲击导致的货币危机，还是金融机构坏账导致的银行危机，抑或资本市场波动引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往往集中表现为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的流动性救助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监管，实现对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全覆盖，是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制度保障。（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陆磊）
文章表示，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金融强国一般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其中，货币、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是金融强国的三大支柱。
文章指出，金融强国往往以若干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文章表示，为建设金融强国，“十三五”时期，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树立现代市场理念，不断拓展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文章强调，综合化经营、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快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安全。而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的流动性救助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监管，实现对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全覆盖，是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制度保障。
以下为全文：
人民要论：在改革开放中建设金融强国
世界近现代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唯有成为金融强国方能成为经济强国。
国家大小之别，在于资源禀赋差异。汉唐以来，我国始终以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居世界经济以及财政、资金融通前列。国家强弱之别，源于资源配置差异。20世纪以来，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配置以及产业链的分工与组合都与世界金融中心高度关联。经济强国必须具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因而必然是金融强国。从产业看，大国在分工链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强国才能决定分工形式；从资源配置看，大国是资源的主要使用者，但强国才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吸收国际产业资本，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资源的重要使用者，但还不是重要配置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我国正在从资本与技术的承接者走向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者。与之相适应，我们必须建设一个高效、稳健、开放的金融体系，努力建设金融强国。
金融强国是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方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金融强国作为经济强国的重要特征，主要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基础上，以享有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而掌握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以享有国际货币发行权而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当代金融强国大都凭借其金融业的强大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心。
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看，金融强国是大国发展为经济强国的必经阶段，与经济决定金融的基本逻辑相契合。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中，金融业发展一般始自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内源性投融资需求，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一致。一方面，现代经济强国均从制造业起步，其生产部门的规模扩张产生扩大融资需求的内在动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服务范围随之拓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总量扩张往往伴随着利润率平均化和边际收益递减过程，企业沿着从制造走向创造、从规模走向质量的轨迹发展，必然对多层次、多元化和多类型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无论经济规模扩张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会推动金融总量扩大和金融服务方式变革，推动一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从一国经济对外影响力看，建设金融强国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与竞争力决定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逻辑相契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决定一国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因素之一是要素价格。1860年前后，北美以广袤而廉价的土地吸引了欧洲的种植业和制造业转移，进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80年前后，东南亚以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制造业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今天，我国消费者在境外强大的购买力、我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过去30多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关联。世界制造强国势必演进为金融强国，这是国家发展通例。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不可忽视这一点。
货币、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是金融强国的三大支柱
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金融强国一般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主权货币国际化程度高，参与或主导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能力强。产业竞争力与历史机遇共同推动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二战以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源于战争对欧亚众多国家产业体系的摧毁以及战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在宏观上，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权人、投资者和制造国的地位，推动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在微观上，金融强国的主权货币往往能够为国际贸易活动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广泛接受，直接充当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和价值储藏的货币。因此，金融强国的货币政策往往具有溢出效应，即该国中央银行收紧或放松银根会直接引致其他国家汇率和利率发生相应变化，并间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跨国资本流动。
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参与甚至决定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强。一般情况下，金融强国都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金融中心，掌握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和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其平台是全球性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以美国为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储蓄资金）和融资者（企业和项目），对全球金融产品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具有一定的定价基准作用，从而使美国能够以较低利率吸引其他国家储蓄资金，同时以直接投资等形式对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以获得较高收益。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良性互动，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强。金融强国必然建立在治理有效、内控健全、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金融机构体系之上。金融强国往往以若干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按照一级资本规模排名，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占据全球10大银行中的4个席位。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海外资产占比较低，排名全球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海外资产占比仅为10%左右。在金融稳定理事会2014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列入前10位。此外，在2015年全球最大10家投资银行中，美国占5家，欧洲占5家，我国银行榜上无名。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我们还需要持续努力。
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完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加工大国、贸易大国乃至金融大国的形象逐步形成。但是，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过去长期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我国经济亟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借鉴历史经验、比较国际做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经济金融改革，做大做优做强我国金融业，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唯一途径，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但是，目前我国金融结构还不够合理，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加强。从以量见长的金融大国发展为以质取胜的金融强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十三五”时期，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快速发展，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以金融大国为新起点建设金融强国，进一步做强我国金融业，要求我们在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到“十三五”时期末，使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我国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从2014年的23.8%提高至35%左右。同时，全面提升我国在多边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载体，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树立现代市场理念，不断拓展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坚持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并重的金融市场发展理念，完善以信息披露和维护市场纪律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总结股票市场波动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提高社会融资中股权融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规制统一、运行高效的债券市场体系，发展资产证券化、市政债、高收益债、可转换债，优化交易机制，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体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加大，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还应突出三个重点：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次结合，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绿色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绿色转型，助力绿色化发展；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大力提高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服务水平。
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综合化经营、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快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安全。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外部冲击导致的货币危机，还是金融机构坏账导致的银行危机，抑或资本市场波动引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往往集中表现为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的流动性救助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现代化金融监管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监管，实现对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全覆盖，是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制度保障。（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陆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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