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24日表示，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负面冲击方面，中国的政策实践非常丰富，也很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统筹兼顾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二是始终注重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结合，重视金融体系“在线修复”；三是高度重视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结合。
他是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陈雨露介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中央银行研究，主要围绕四大主题展开：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统性地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四是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主题，陈雨露介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长期使用，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实践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这是全球金融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重大实验。
从概念上看，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在严重冲击之后，中央银行为恢复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缓解金融体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类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况下，通过对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规模资产购买，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陈雨露表示，从政策效果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非常规货币政策极大地稳固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来一段时期，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等课题，亟待各国央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陈雨露介绍，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负面冲击方面，中国的政策实践非常丰富，也很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统筹兼顾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二是始终注重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结合，重视金融体系“在线修复”；三是高度重视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结合。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注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些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中国央行正在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提炼。”陈雨露透露。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风险防范”主题，陈雨露表示，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绍，中国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年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实行，分类开展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现在，中国央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今后，还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关于“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的主题，陈雨露介绍，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途径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人民银行将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全过程，尤其是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创新。比如金融科技方面，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票据交易平台，走在了区块链技术实际应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对个人资产安全、隐私保护、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影响。
他是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陈雨露介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中央银行研究，主要围绕四大主题展开：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统性地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四是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主题，陈雨露介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长期使用，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实践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这是全球金融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重大实验。
从概念上看，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在严重冲击之后，中央银行为恢复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缓解金融体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类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况下，通过对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规模资产购买，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陈雨露表示，从政策效果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非常规货币政策极大地稳固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来一段时期，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等课题，亟待各国央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陈雨露介绍，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负面冲击方面，中国的政策实践非常丰富，也很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统筹兼顾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二是始终注重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结合，重视金融体系“在线修复”；三是高度重视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结合。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注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些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中国央行正在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提炼。”陈雨露透露。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风险防范”主题，陈雨露表示，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绍，中国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年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实行，分类开展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现在，中国央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今后，还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关于“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的主题，陈雨露介绍，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途径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人民银行将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全过程，尤其是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创新。比如金融科技方面，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票据交易平台，走在了区块链技术实际应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对个人资产安全、隐私保护、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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