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红沿河核电站5号机组日前完成穹顶吊装，标志着这一东北最大能源项目二期开始进入设备安装。红沿河核电站是国家“十一五”期间首个批准建设的核电项目，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核电站。
随着电力需求急剧增长，作为一种新能源，核电将成为我国电力建设今后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国务院日前批复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指出，持续提升安全水平，保障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高效发展。这表明，安全发展核产业不仅社会效益显著，还将带来万亿级产值，可有力支持实体经济。
自主核电技术利泽国内5400多家企业
我国是核能核技术利用大国，现有36台运行核电机组、20台在建核电机组，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另有研究堆19座，核燃料循环设施近百座。全国共有核技术利用单位6.7万家，在用放射源12.7万枚，射线装置15.1万台（套），已收贮废旧放射源19.2万枚。
按照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十三五”末，我国在运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机组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机组总数达到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在运在建核电达到8800万千瓦。
在核能技术创新发面，不久前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水压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三代核电装备的能力，自行研制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装备，其安全和性能指标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同时，“华龙一号”落地肯尼亚显示我国核电正式布局非洲，也充分证明中国一重的核电装备制造技术和水平已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自主核电技术究竟能带动国内装备制造业乃至实体经济几何？中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核电设备国产化比例整体费用计算，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建福清5、6号两台机组为例，其设备费用合计约168亿元，国产化比例达86.42%，直接拉动经济总量达380亿元，将有5400多家制造企业参与其中而获益。如果从核电站60年全寿期的燃料、备件、技术服务等测算，将带动超过1200亿元的产值。
王寿君表示，中核集团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核电设备的自主化、国产化。未来在满足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将继续为设备国产化创造条件，提供研发技术支持，创造产研合作平台，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能力水平。
据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介绍，到2030年，全国风电4.4亿千瓦，水电4.4亿千瓦，光伏3.5亿千瓦，核电至少要1.5亿千瓦在运。核电建设周期是5年至6年，也就是说，要在2025年前具备1.5亿千瓦的开工空间。2020年至2025年之间至少要6200万千瓦的开工，2020年之后平均每年至少要开工10台机组。
核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经过多年的耕耘，目前我国核产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华龙一号”是我国核电出口的主打品牌。随着自主核电技术不断突破，如今，在英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都有中国核电人的足迹。
“我国核电事业可以用‘厚积薄发’四个字来总结。”贺禹说，相对欧美国家，我国核电事业起步较晚，但经过30多年发展，不管是生产规模还是自主创新能力都大幅提升。
据贺禹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出口到英国；海上小型堆已启动实验堆建设，陆上小型堆研发也在推进中，且已在四代及其他先进核电技术路线方面积极布局。
“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相当于核电站的中枢神经，其中的核级数字化仪控系统全世界仅有4个国家可以生产，我国就是其中之一。”贺禹说。“这些自主创新成果和布局是我国核电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技术优势。”
据王寿君介绍，中核集团已成功向7个国家出口过6台核电机组、8台反应堆或核动力装置，并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经贸关系，正在商谈核电及铀资源、核燃料、核技术应用等核工业全产业链合作。
从国际核电市场需求看，全球共有72个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41个，“一带一路”周边还有11个国家正在发展核电。在核技术应用方面，美国核技术应用的年产值约为3500亿美元，其中核能部分约占20%，非核能部分约占80%；日本约为1500亿美元，核能和非核能各占一半。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在这些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据我们此前测算，如果这一区域核技术应用发展可以达到美、日的水平，将是一个约4万亿的巨大市场。”王寿君说。
核与辐射安全风险可控
据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8月至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我国开展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综合跟踪评估后认为，我国发布并有效实施核安全规划，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部门人力财力资源投入，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与国际接轨，监管工作有效可靠。
该负责人表示，30多年来，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始终保持良好安全业绩，未发生2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核电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率不断降低，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保持良好安全记录。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核与辐射安全风险可控，全国辐射环境水平保持在天然本底涨落范围，未发生放射性污染环境事件，基本形成了综合配套的事故防御、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应急响应和安全监管能力。
该负责人强调，核电厂运行产生的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是影响我国核电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核电厂乏燃料贮存安全、稳定，但是部分核电厂乏燃料存在在堆贮存能力紧张、外运需求急迫的问题。
此外，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仍有部分放射性废物尚未得到最终处置，主要原因是处理处置能力不足，与核工业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针对这些问题，规划要求，加快乏燃料离堆贮存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大型商用后处理厂选址和建设，缓解核电厂乏燃料在堆贮存压力。
规划提出，加快放射性废物处理能力建设，基本完成历史遗留中低水平放射性废液固化处理，开展5座中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选址、建设，形成合理布局，推进核电废物外运处置。开工建设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推进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场选址与场址调查，加快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研究。
随着电力需求急剧增长，作为一种新能源，核电将成为我国电力建设今后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国务院日前批复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指出，持续提升安全水平，保障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高效发展。这表明，安全发展核产业不仅社会效益显著，还将带来万亿级产值，可有力支持实体经济。
自主核电技术利泽国内5400多家企业
我国是核能核技术利用大国，现有36台运行核电机组、20台在建核电机组，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另有研究堆19座，核燃料循环设施近百座。全国共有核技术利用单位6.7万家，在用放射源12.7万枚，射线装置15.1万台（套），已收贮废旧放射源19.2万枚。
按照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十三五”末，我国在运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机组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机组总数达到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在运在建核电达到8800万千瓦。
在核能技术创新发面，不久前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水压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三代核电装备的能力，自行研制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装备，其安全和性能指标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同时，“华龙一号”落地肯尼亚显示我国核电正式布局非洲，也充分证明中国一重的核电装备制造技术和水平已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自主核电技术究竟能带动国内装备制造业乃至实体经济几何？中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核电设备国产化比例整体费用计算，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建福清5、6号两台机组为例，其设备费用合计约168亿元，国产化比例达86.42%，直接拉动经济总量达380亿元，将有5400多家制造企业参与其中而获益。如果从核电站60年全寿期的燃料、备件、技术服务等测算，将带动超过1200亿元的产值。
王寿君表示，中核集团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核电设备的自主化、国产化。未来在满足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将继续为设备国产化创造条件，提供研发技术支持，创造产研合作平台，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能力水平。
据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介绍，到2030年，全国风电4.4亿千瓦，水电4.4亿千瓦，光伏3.5亿千瓦，核电至少要1.5亿千瓦在运。核电建设周期是5年至6年，也就是说，要在2025年前具备1.5亿千瓦的开工空间。2020年至2025年之间至少要6200万千瓦的开工，2020年之后平均每年至少要开工10台机组。
核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经过多年的耕耘，目前我国核产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华龙一号”是我国核电出口的主打品牌。随着自主核电技术不断突破，如今，在英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都有中国核电人的足迹。
“我国核电事业可以用‘厚积薄发’四个字来总结。”贺禹说，相对欧美国家，我国核电事业起步较晚，但经过30多年发展，不管是生产规模还是自主创新能力都大幅提升。
据贺禹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出口到英国；海上小型堆已启动实验堆建设，陆上小型堆研发也在推进中，且已在四代及其他先进核电技术路线方面积极布局。
“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相当于核电站的中枢神经，其中的核级数字化仪控系统全世界仅有4个国家可以生产，我国就是其中之一。”贺禹说。“这些自主创新成果和布局是我国核电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技术优势。”
据王寿君介绍，中核集团已成功向7个国家出口过6台核电机组、8台反应堆或核动力装置，并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经贸关系，正在商谈核电及铀资源、核燃料、核技术应用等核工业全产业链合作。
从国际核电市场需求看，全球共有72个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41个，“一带一路”周边还有11个国家正在发展核电。在核技术应用方面，美国核技术应用的年产值约为3500亿美元，其中核能部分约占20%，非核能部分约占80%；日本约为1500亿美元，核能和非核能各占一半。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在这些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据我们此前测算，如果这一区域核技术应用发展可以达到美、日的水平，将是一个约4万亿的巨大市场。”王寿君说。
核与辐射安全风险可控
据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8月至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我国开展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综合跟踪评估后认为，我国发布并有效实施核安全规划，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部门人力财力资源投入，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与国际接轨，监管工作有效可靠。
该负责人表示，30多年来，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始终保持良好安全业绩，未发生2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核电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率不断降低，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保持良好安全记录。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核与辐射安全风险可控，全国辐射环境水平保持在天然本底涨落范围，未发生放射性污染环境事件，基本形成了综合配套的事故防御、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应急响应和安全监管能力。
该负责人强调，核电厂运行产生的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是影响我国核电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核电厂乏燃料贮存安全、稳定，但是部分核电厂乏燃料存在在堆贮存能力紧张、外运需求急迫的问题。
此外，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仍有部分放射性废物尚未得到最终处置，主要原因是处理处置能力不足，与核工业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针对这些问题，规划要求，加快乏燃料离堆贮存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大型商用后处理厂选址和建设，缓解核电厂乏燃料在堆贮存压力。
规划提出，加快放射性废物处理能力建设，基本完成历史遗留中低水平放射性废液固化处理，开展5座中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选址、建设，形成合理布局，推进核电废物外运处置。开工建设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推进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场选址与场址调查，加快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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