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实现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和短缺监测预警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建立成熟稳定的短缺药品实时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构建短缺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门协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位一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鱼精蛋白、地高辛口服溶液、复方磺胺甲噁唑注射液、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
谈到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救命药”，上述品种往往在列。
“低价药、救命药、孤儿药、儿童用药。”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6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药品短缺情况作了上述划分。
28日，国家卫计委、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对外发布《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下文称《实施意见》），确定到2020年底实现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共享共用短缺监测预警信息资源。
曾益新表示，短缺药品的监测分析工作已与《实施意见》的起草同步开展，目前已梳理出约130种临床易短缺药品清单，分类明确定点生产等6项应对措施。
“近期国家卫计委已会同工信部、国资委、食药监总局等部门，一揽子解决了近50种清单内药品的短缺问题。”曾益新说。
药品短缺成因复杂
“现在都在鼓励新药研发，但从临床工作者的角度，我不希望一些低价的‘老药’短缺、消失。”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以维甲酸为例呼吁，“老药在临床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无法代替。”
28日，首次出席新闻发布会上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强调，目前出现的药品短缺并非“大面积短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中国出现药品短缺的原因复杂。其中，既有季节等生产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到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价低者得”的政策影响，再加上过去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痼疾尚未根除、部分垄断商家控制供应哄抬价格等，药品短缺这一“全球性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复杂。
其中，由于过分压低成本而导致低价药短缺的药品招标采购机制被长期诟病。曾益新承认，“招标死”、“中标死”的现象存在。
“药品招标价格低的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曾益新认为，“价低者得”的药品招标采购机制，反映出需方希望以较低价格减轻医疗机构和患者负担。
但要求长久亏本供应低价药有违市场规律。在儿童药供应方面，市场也发挥同样的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魏京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由于适宜儿童的口服液、干混悬剂等剂型相较片剂有更多的研发困难（如口味、气味、溶解度等），所以研发和生产的成本更高，但市场总用量却较小，药品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动力不足，也容易导致药品供应不稳定甚至出现断货现象，迫使医生改变和调整患者药物治疗方案。
“这就需要政府协调，专家分析研究。通过分析药品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提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曾益新表示，在基本反映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尊重供需双方意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协调机制，可以让药品供应回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除了保障定价和生产，在儿童药等依赖研发保障供应的领域，鼓励研发也成为缓解短缺的重要手段。
21世纪经济报道从国家卫计委科教司重大专项处了解到，目前儿童药的研发和审批已成为重大专项的重点内容。曾益新28日表示，对于儿童药的研发已专门设立课题，且财政部已有专门支持。
2020年形成保障机制
事实上，一直以来，针对药品短缺出台的措施不断。
比如针对传染病、急救用药短缺，有《关于做好传染病治疗药品和急救药品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针对低价药短缺，有《关于印发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取消针对每一个具体品种的最高零售限价。针对儿童药短缺，国家卫计委从去年起开始发布《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建议清单》。
但持续的政策发布并未彻底解决药品短缺问题。
为此，《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和短缺监测预警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建立成熟稳定的短缺药品实时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构建短缺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门协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位一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不过，药品定价、生产的政策保障到位，并不意味着药品供应就能进入良性循环，因为最终的用药环节发生在医院。如果医院的采购机制仍保留过去“以药养医”的惯性，一些低价有效的药品仍然会因为没有市场而失去生存空间。
“合适、合理的药品价格，应该更多通过市场探索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曾益新认为应通过药物经济学对药物作出合理评判。
事实上，国家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振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都曾呼吁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制度，通过医学、药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综合考虑临床疗效、生产成本、伦理社会学效应，综合评判药品临床价值，以便医疗机构合理使用。
从《意见》的规定来看，在新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中，政府的定位既不是裁判员更不是运动员，而是更像“协调员”。
曾益新介绍，对于短缺药，既不是政府指定一个价格，也不是完全的市场机制，而是政府充当协调员，把企业、采购方、医院、专家请到一起，在保证供应稳定的前提下，商量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在这种时候，单靠完全的市场机制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出面协调，搭建一个平台，供需双方医疗机构和企业各自讲他们的困难，大家经过磋商，形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曾益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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