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的基础建设项目涉及多个当事方参与的复杂合同安排，包括投资者、投资银行、行业顾问、法律顾问、建筑承包商以及政府或国有企业。许多项目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具有挑战性。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政治不确定、项目延误、成本超支等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要放弃项目。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可能涉及无数不同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从而导致发生纠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本文主要介绍“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的交易选择适用英国法的考量以及相关的争议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交易适用英国法的考量
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英国法在贯穿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的国际交易中被广泛适用。语言、熟悉度和可接受程度等综合因素使得英国法在跨境投资和跨境项目中处于主导地位。
英国法尊重当事方的商业合意，在发展诸如新技术或新概念或新架构等商业需求时提供灵活性。英国法项下的合同自由原则允许当事方就他们在交易中所想要的任何条款达成共识，起到当事方在合同文件中书面确认的作用。这为企业同意条款和要求严格遵守合同提供明确性。英国法并没有普遍的“善意”原则，“善意”原则在其他法律体系中比较常见并能够推翻当事方的合意。
英国法在过去50年以来不断发展，多年以来适用于复杂的合同安排，尤为重要的是可在多种多样的当事方之间进行风险分配，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资产采取安全措施。这种确定性意味着国际银行能够便利地开展具有可持续性的长期项目，允许其他投资者成功地再融资项目并回收资本投资新的企业。
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衍生并发展了市场标准——贷款市场协会(LMA)的规范文件。这使得复杂项目的协议能够高效完成，不同层级债权人之间的需求得到满足，无需持续发明新的协议。伦敦同时也是研发标准结构和PPP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促进资本市场的有序融资，实现项目资金成本的最小化。
选择英国法作为项目合同安排的管辖法律为项目提供协同效应和确定性，包括建筑合同、工程和采购合同以及融资协议；若项目不幸流产，可依据英国法执行安全和担保协议。许多项目合同会用英文撰写，使用英国法将降低解释中含糊不清的风险。
争议解决机制—国际仲裁
长期以来，仲裁受到商业当事方和金融机构的青睐，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纠纷比国内法院更加中立的一种选择。国际仲裁允许当事方在第三国选择仲裁机构，无需向当事方任何一方的国内法院和法律部门提交争议。
国际仲裁允许当事方就涉及重大、复杂基础设施项目的争端从合适领域的专家之中选择仲裁员。每一方可向仲裁庭中立的主席提名一名仲裁员候选人。这可能比国内法院强制指派法官的做法更受当事方欢迎，尽管这一实践可能有效导致相对稀少的专家独立仲裁员在独立非政府间的仲裁机构解决特定类型项目大多数的争议。
中国公司普遍接受在香港和新加坡进行离岸仲裁的做法。这反映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和新加坡国际仲裁院(SIAC)待处理的案件数据之中。2015年和2016年，中国大陆作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第二大当事方来源地（仅次于香港），作为新加坡国际仲裁院第三大当事方来源地（仅次于新加坡和印度）。项目所在国家若远离新加坡和香港，当事方可能倾向于选择更加传统的仲裁地点，例如伦敦、巴黎、苏黎世、日内瓦、斯德哥尔摩或纽约。
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对于位于西方国家“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所引发的争端而言是一个便利和完善的争端解决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同时具备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院的许多优势，而中国投资者对这些优势更加熟悉。伦敦国际仲裁院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因为她了解潜在的司法管辖区并具有可信赖的程序。
保密性对参与重大复杂项目的商业当事方而言通常是一个重要因素；仲裁更够更好地对争端及其结果实施保密工作。
外国法院判决通常较难申请其他法域的法院进行执行。相反，仲裁裁决可以得到执行，只要司法管辖区的当事方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成员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个国家签署了《纽约公约》。
随着2018年1月深圳国际仲裁院在中国的成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西安设立两个国际商事法庭，统称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CICC)，国际仲裁在中国逐步得到认可和支持。这意味着支持“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通过调解和仲裁方式解决商业争端。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法庭是否将来可能被国际当事方作为中立场所而广泛接受，但是更加成熟的仲裁机构例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院和国际商会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于“一带一路”争议解决领域的增长。
对投资者而言，中国公司更愿意借助中国政府的协助解决与外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但近几年，中国投资者（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提起条约诉求寻求补偿与海外投资相关的损失。这一趋势也使得中国仲裁机构在此领域寻找机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公布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以适应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支持海外的中国投资。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