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作为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初步建立了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边际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也在各国财长间达成共识。
我国央行和财政部的掌门人在会上的系列讲话也透露出我国货币财政政策的信号：央行行长周小川重申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就我国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的结合是重点。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而所得税和房产税无疑将是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周小川还首次表示，正在研究发行SDR（特别提款权）债券的可能性。
成果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出炉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的出炉，是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会议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楼继伟24日在会后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本次会议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
楼继伟表示，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作出许多政策承诺，但总体上改革进展和成效落后于预期。他表示，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
本次会议还强调财政战略在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当前，在货币政策边际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在各国财长间达成共识。
“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公告称。
就我国而言，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今年6月末，M2和M1同比增速分别为11.8%和24.6%，M2和M1的增速差出现扩大趋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从M1和M2的货币剪刀差趋势看，中国企业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现象。”他指出，本轮经济下行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叠加所致，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应更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
楼继伟在会后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力，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配合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重点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试水 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今年以来，尤其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国际汇市的波动幅度相较以往更为剧烈。美元指数维持在96、97甚至以上的高位，而欧元、英镑、日元等非美货币的走势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蹿下跳”。最新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今年，美元持续强势对人民币汇率也形成了不小的压力。5月以来，在诸多外部风险事件的影响下，人民币中间价又经历了一波贬值，一度逼近6.7的关键点位。而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人民币中间价已经逐渐企稳。截至24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6669。
周小川表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星展银行财富管理部北亚区投资总监李振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人民币今年三季度正式加入SDR篮子之后，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支撑，因此人民币即使下跌，下跌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周小川还表示，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他还称，“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据媒体援引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的话称，一家国际开发机构正在筹备发行首只SDR计价债券，相关细节还在最后商议中。
昆仑银行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李建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是一种创新，一些超主权的国际机构发行SDR债券来融资，更有利于其筹措资金用于一些跨国项目的建设；而对于SDR债券的投资者来说，该债券的价格会更为稳定，具有一定吸引力。不过，SDR债券发行在设计上也需要充分的考虑，比如发行主体如何确定、投资者用什么货币来进行债券认购等。
提速 推进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
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引发各国财长们的热烈讨论。楼继伟在发言中指出，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把税收政策的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环境、创造公平发展机会上面，在保持财政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此外，合理设计税收政策，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促进新型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
他表示，中国正通过营改增和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加快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等措施，不断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
对于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楼继伟表示，中国重点在两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即把遗留的金融、建筑、房地产、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鼓励行业细化分工和创新；二是推出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包括给予研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
同时，他强调中国的税收政策还力求兼顾公平和共享，如实施起征点政策将税收优惠惠及更多小微企业，即企业收入或营业额低于某个点可免征税。
不过，楼继伟坦言，目前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尚有漏洞，从兼顾包容性和公平分配的角度看，更有效的税收政策还是推进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他表示，尽管推进两项改革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但无疑是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也曾多次表示，税制改革的基本行动路线就是减间接税、增直接税，通过一减一增实现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最大看点和难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国现在的税收征管是很难直接面对自然人的，因此推进所得税和房产税这两项改革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税制的着眼点从服务经济发展转向兼顾重视公平，这两项改革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的。但还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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