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当下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事是“三去一降一补”。其中，最重要的是去产能。造成产能过剩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是没有把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好；目前保持GDP保持6.5%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实现翻番预期目标没有问题，但如果转型不及时，会把许多问题拖延到2020年以后，为后续发展带来更大困难；新常态下最核心的是转型问题，我国目前的杠杆率已超过2008年，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
昨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举办的“大转型时代的中国：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京城众多专家——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宋葛龙、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等——与会并发表真知灼见。会议围绕“经济转型大趋势”、“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前景”、“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赢在转折点
进入发展新阶段，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企业，主要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
中改院院长、《丛书》编委会主任迟福林在发言中指出，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出时代性的和阶段性的新特点，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不仅对我国的中长期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也将产生某些重要影响。适应这个趋势，要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着力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一是要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二是要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三是要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深化农村改革，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落到实处。他还指出，要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也是扩大开放的重大选择。
迟福林认为，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要打破自觉和不自觉的思想禁锢，理顺五大关系：一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二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是顶层设计与继承创新的关系。
隆国强指出，我国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在对外经济关系变化上要关注两个大的转换。一个是比较优势的转换。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这就需要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结构，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二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与世界关系的转换。这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创造新的开放红利，与全面深化改革相互配套，以开放促进改革。
宋晓梧认为，当前经济增长面对比较突出的问题，应该转到投资效益提高、资源消耗合理、内贸外贸平衡、生态环境良好、收入分配合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增长上。这就需要处理好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的关系。
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并重
转型不能只看当下，要放眼长远。从当下到今后，从经济到社会，从新兴产业到特色产业等都应该兼顾。无论是各地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再搞“一刀切”、“一窝蜂”、一言堂“，盲目追求高大尚。
张卓元认为，我国经济转型要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这个转变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有能力也有办法保住6.5%的增长，但如果措施不当，也有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对此，在采取措施的时候，要把当前增长和中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范恒山提出，解决当前产能过剩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建设，但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产业发展，政府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因势利导，包括政策引导，激励发展适宜产业和优势产业，也包括明确控制底线，禁止发展无良产业和无前景产业；二是因地制宜，支持各地根据潜力与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型产业，不搞一刀切。对市场来说 ，是要真正使其在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核心是使企业真正具有自主性从而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竞争中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实现产业发展和产品生产的优胜劣汰、及时转变调整，并对自已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徐林谈到，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同时还要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两个最核心的转型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一是经济转型，要实现经济由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或者是要素优势支撑的增长，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这个转型如果能够实现，可以保持6.5%的增长速度。二是社会转型，以城市化为核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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