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达到71.6%。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贡献较为突出，金融业税收实现980亿元，超常规增长60%以上。]
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事。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一个城市财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预算收入的多寡，决定着这个城市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契税优惠等方面的投入，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今年3月初，标准排名研究院连续三年推出“中国大陆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榜单显示，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
一个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的贡献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尤其是与当地GDP有一定的正相关性，GDP高的城市，财力相应也要强些。
由于主要一二线城市大多位列前40名，因此《第一财经日报》选取财政收入前40名的城市，通过对增速、GDP位次以及财政/GDP等多个指标的研究，对各主要城市的财力及发展特征进行解析。
深圳升第三
这其中，位列前两名的依然是上海和北京两大“强一线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上海以5519.5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位列全国各城市之首。GDP第二的北京以4723.9亿元紧随其后。这两个城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总部经济，也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
紧随上海、北京之后，深圳迅速上位至第三名。2014年，深圳还排在天津之后，位列第四，总量比天津少了300多亿。但在2015年，由于股市、楼市的带动，深圳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2015年，来源于深圳的公共财政收入达到724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其中中央级收入实现4512亿元，增长29.7%；深圳市地方级收入实现2728亿元，增长31%，为近8年以来新高。
分行业看，去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达到71.6%。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贡献较为突出，金融业税收实现980亿元，超常规增长60%以上。
“2015年股市大热推动了深圳金融业税收大涨，此外还有地产火爆，也增加了不少税收。但这些是不可持续的，2016年这一块可能会下降不少。”在今年1月底开幕的广东两会上，与会的一位代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广州为何“囊中羞涩”
与深圳近在咫尺的省会广州，却是另一番景象。
广州2015年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49.1亿元，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不仅远不及天津和重庆两大直辖市，也不如苏州，与排名其后的武汉和杭州差不多，仅位列全国第七。要知道，广州的经济总量可是连续20多年高居全国第三，是我国经济的“第三城”。
这种“错位”的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作为副省级城市，广州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直辖市作为一个省域经济体，其财政收入除了上缴中央财政外，“剩下的都归自己”。但对地级市（包括计划单列市以外的副省级城市）来说，除了上缴中央财政外，还要上缴省级财政。
第二个原因则主要跟广东自身的区域经济格局紧密相关。由于广东经济发展失衡严重，几乎所有最好的资源都流向了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两大城市。但由于深圳是计划单列市，在税收方面直接与中央分成，不上缴所在省。虽然后来深圳、厦门等计划单列市都向所在省上缴一小部分财政收入，但其数额仍与所在省的期待差距太大。
在东部沿海几个发达省份中，广东是地区发展差距最为悬殊的省份，如果把几个省份的计划单列市扣除，那么广东的人均GDP就位列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倒数第一。多年来，广东21个地级市中，有12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多个地市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毕竟省内每个地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仍很需要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因此，现有体制下，广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要平衡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其财政来源主要来自广州和东莞、佛山等地。广州作为老大哥，自然要做更多贡献。
中山大学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广州本身产生的财政收入是不少的，但能够用于广州自身民生支出、经济发展的财政收入太少了。这是广东的财政结构决定的。“广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珠三角，珠三角还要扣除最大的深圳，省级财政主要来源于广州、佛山等地，尤其是广州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可以佐证的是，2015年广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364.76亿元，增长16.2%，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
多年来，广州每产生1元财税收入，大概有0.75元贡献给中央和省内，自己只留下0.25元。以2011年为例，当年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总收入3978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79.47亿元，同比增长20.5%。这一年广州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还不及财政总收入的1/4。
林江分析说，正是由于广州“囊中羞涩”，因此多年来经常有广州的企业抱怨说，广州能提供的税收优惠不如深圳、成都等地。也正是因为缺钱，所以多年来广州卖地比较积极。
例如，去年的广州土地出让金额创历史新高，达907亿元。大量的土地供应之下，广州的楼市库存去化周期一直比较长，广州的房价也十分平稳，不仅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跑输厦门、南京等二线城市。
东北城市有点冷
与深圳相似，另外一个计划单列市厦门的财力也颇为雄厚。
尽管经济总量仅位列全国第51位、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倒数第一，在福建省内排在泉州、福州之后，位列第三，但厦门的财政收入是福建的“老大”，排在全国第21位。
就15个副省级城市横向比较，大连的GDP总量是厦门的两倍多、长春和哈尔滨两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也大大高于厦门，但是“轻量级”厦门的财政收入却超过了大连、长春和哈尔滨这三个副省级城市，与沈阳相当。
究其原因，并不是厦门的发展有多好多快，而是东北城市的日子难过。
2015年，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四大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较之上一年全部下降，排名也随之下跌。
观察两年来的榜单，上述东北四大名城(7.110, -0.15, -2.07%)中，大连和沈阳连续两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下滑：沈阳去年下降了22.8%，大连更是下降了25.7%。
大连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79.87亿元（快报数，下同），比2014年下降25.7%，为预算的73.8%。其中，税收收入473.06亿元，下降23.1%；非税收入106.81亿元，下降35.5%。
大连市财政局分析称，财政收入负增长的原因：一是按照中央巡视组、省委和省政府有关要求，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依法征收原则，积极做实财政收入，对财政收入中不合规部分进行了清查和整改，影响财政减收额的40%左右。
二是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以及落实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等因素影响财政减收额的15%左右。三是2014年填海工程、清缴历年欠税等一次性收入较多，影响财政减收额的45%左右。
辽宁当地发改委系统的消息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产业结构不太合理，重工业多、轻工业少，导致东北就业不足，老百姓(44.050, -1.07, -2.37%)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低很多，人口也不断流向东南沿海地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东北经济仍会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连带加大财政压力，进而对社会民生产生较大影响。
制造业大市收入为何少
尽管财政收入与GDP存在着较大关联，但影响一个城市财政收入的因素中，除了GDP，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尤其是行政等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之下，很多城市的财政收入和GDP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错位”。
例如，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大市，如东莞、佛山、泉州，财政收入排名远低于其GDP的位次。比如GDP排第16位的佛山，财政收入仅位列第25位；GDP第21位的东莞，财政收入位列第28位；GDP第23位的泉州，财政收入位列第37位。
林江说，以制造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城市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比较少。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出口较多，不在国内销售，无法为地方政府带来企业所得税收入。再加上出口退税，因此，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出口大市，产生的产值和GDP比较高，但税收并不是很多。
与这些传统制造业大市相比，不少省会城市的财政收入排名则高于GDP的排名。比如郑州GDP位列第18，但财政收入位列第14；西安GDP位列第26，但财政收入位列第17；济南GDP位列第25，但财政收入位列第19；合肥GDP位列第28，但财政收入位列第23。
这种“错位”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称，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比例要比制造业大。制造业相应的税负有一定的抵扣，比如出口退税等，因此凡是制造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地方的税收相应差一些。在税收分成方面，制造业上缴的多是国税，第三产业则地税比较多。这也就不难理解，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深圳、厦门等计划单列市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因此财政实力也比较雄厚。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公共资源方面均比其他地市具有较大优势。很多普通地级市的制造业企业在做大之后，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会把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总部搬到一二线城市。比如佛山、东莞的不少企业会把总部设在广州、深圳，泉州的不少企业把总部搬迁至厦门，不少省份的企业总部搬迁到北京、上海，这相应地也会造成税源进一步流向一二线大城市。
丁长发说，财力雄厚的一二线大城市，对企业设立总部有不少奖励和优惠，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企业总部向这些中心城市转移。另一方面，一二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比较好，由此产生的房地产税收也比较多，这也是普通地级市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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