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有鉴于上述情况，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了丝路基金，目前该基金不仅对中巴经济走廊重要项目、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的卡洛特（Karot）水电站提供了贷款，而且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出资20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一批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也正在筹划中。在“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人民币。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对7个项目提供了融资，金额达到17以美元，全部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除了上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门融资的官方机构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最近两年也加大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融资规模，尤其是绿色金融项目的支持，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习主席在峰会上还宣布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新提供2500亿和1300亿人民币的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些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贷款，目前贷款余额累计也超过了2000亿美元。
这些资金带动了整个“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潜力巨大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相应地，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对不发达，本土金融机构实力相对较弱。比如，在东南亚国家，美国和日本的金融机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中东欧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占据垄断地位。这给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金融合作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受到了重创，它们目前在全球处于相对收缩的阶段，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融资需求。美联储提高利率和收缩资产负债表都对欧美金融机构海外资金的供应具有抑制性影响。而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金融机构近几年无论是在金融资产规模还是跨国经营能力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高储蓄率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资本向外输出的快速增长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必然成为中国资本输出和中国金融机构向外开展业务的重要区域。
另一方面，多数亚洲国家是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制，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债券市场更微不足道，银行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球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III》提出的增加风险资本比例的要求正逐渐被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接受。基础设施融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据估计，仅印尼一个国家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将达到15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
正是存在着巨大的金融合作空间，中国金融机构近两年加快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置网点的步伐。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包括18家子银行、35家分行、9家代表处。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16年末，沿线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6家子银行、1家财务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处。这种双向的金融机构网点建设将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网络的联系进一步增强，资金的融通更加顺畅。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共享金融发展经验和金融技术。不少沿线国家正在加快本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与发达西方国家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相比，属于后来居上者。中国的赶超经验和后发的技术优势可以为不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服务。例如，哈萨克斯坦目前正筹划建设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并将在该中心设立现代化的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作为技术指导方为其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中国目前在金融信息技术、移动支付、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网络安全等领域都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技术服务正成为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
三、“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者并不能划等号。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服务，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也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利用人民币金融资源。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的瓶颈是巨额资金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更加便利的资金融通渠道。即便“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未必都由中国企业承建，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缺口决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资金存在巨大需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资金提供支持和便利，而人民币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通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人民币资金更多地进入沿线国家，人民币金融交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上会不断增加，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就会在沿线不断拓展，这将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又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来源。
其次，人民币的跨境广泛使用有利于中国企业和沿线国家降低金融风险。无论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在相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都可使双方避免汇率风险。如果沿线国家利用了中国出口信贷购买中国商品，人民币结算可以令它们将信贷与贸易结算货币统一，无需担忧汇率风险。如果投资的项目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设备和商品也从中国采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使双方都减少货币错配，降低汇率风险，甚至减少融资成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动荡不稳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避险的手段。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际金融安全网络的构建。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汇储备不充裕，一旦有些国家国际收支逆差能引起金融市场动荡时，就需要额外的流动性进行市场干预来维护本币的信用。中国人民银行已与沿线国家21个中央银行签署双边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备用外汇储备。这些备用信贷协议不仅提升了人民币的潜在国际储备货币职能，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也为沿线国家稳定市场和构建金融安全网提供了备用的储备资金，将提升这些央行的信用水平。
四、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虽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发展很快，未来的前景也令人乐观，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一些沿线国家对金融合作存在一定的顾虑。比如，一些国家虽然希望得到中国的投资，但是并不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有些是因为仍然对欧美金融机构存在路径依赖，有些则因为某些地区大国想构建自己的货币区。其次，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机构较晚，对当地的金融市场不够熟悉，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中资金融机构在协调合作方面也存在机制性障碍，还需要有一个不断推进和学习的过程。另外，中资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风险评判和管理手段跟不上需要，业务开展渠道相对比较狭窄，人员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此，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第一，让世界真正信服“一路一带”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不是简单的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让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所有国家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样，“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就成为整个国际金融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各种融资需求就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获得供应，实现共赢。因此，中资金融机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事投融资活动要积极与当地本土金融机构以及欧美金融机构合作，在拓展双边合作项目的同时，鼓励多边合作。
第二，在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和中国官方金融机构为龙头开展对沿线国家投融资的同时，鼓励更多的国内民营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开放政策措施和金融监管体制方面新的改革来配套。
第三，加快与沿线国家政府合作和磋商，签订多层次的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或者次区域的自由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投融资和拓展贸易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建议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企业抱团展开国际化的业务拓展，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与对方开展多层次合作。要迅速了解当地的金融监管和市场特点，不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也应该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当地企业与居民，以金融机构走出去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
第五，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鼓励与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信用风险评估，降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风险。
第六，构建完善的信息监测网络和体系，加强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综合管理。人民币目前的境外流通主要是由贸易、投资和旅游消费带动的人民币跨境流通，“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人民币更多地流入沿线国家。监管部门需要在海外离岸市场和境内人民币市场构建起协调互动的监管模式和通道。应该拓展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的模式，让其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发挥更多的功能。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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