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闽东宁德三都澳码头乘船出海，星罗棋布的渔排、穿梭不息的船只，冲淡了冬日的萧索。
这片海域是我国“大黄鱼之乡”，海水养殖业发达，从业人员超过10万。因海上交易地点分散、交通不便，现金一度是养殖户与上游原料商、下游水产商之间的唯一支付方式。到收鱼高峰期，一笔交易可能高达百万元，现钞清点是个“大工程”。
这个典型的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在2014年得到解决。针对海上养殖交易特点，人民银行引导当地金融机构打造了“海上移动银行”，养殖户可以随时随地依托手机终端进行资金结算。
“一开始，只看到手机上的数字，没摸到钱，心里有点发慌。现在习惯了，温州人把钱打到我卡上，我才给货。”郑祥安告诉上证报记者。这位从事养殖业20余年的中年人，感受到了网上转账和支付带来的便捷。
这是普惠金融发展在支付结算领域的一个缩影。
“发展普惠金融”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正式提出。2015年12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今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记者走访闽浙两地发现，经过前期试点，普惠金融已逐步从理念走向共识、从规划走向实践、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可以预期，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普惠金融将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项重点工作，也将是填补资源配置洼地的良方。
消除“最后一公里”鸿沟
郑祥安的渔排养了40万尾大黄鱼，到码头需要开船20分钟。他告诉记者，黄鱼一般在夜里捕捞交易，以前用现金交易太麻烦，水产商去镇里排队取现，再用船把钱运来，尤其是交易量大的时候，涉及的现金有一百多万，清点都成问题。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宁德农商行着力提升海上渔区金融支付，安排工作人员登上渔排及船舶，现场为渔民和养殖户开通手机银行、布设移动POS机及收单二维码等。从此，养殖户与其上下游商户之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资金结算，大大延伸了银行服务半径，降低了商户交易成本。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宁德环三都澳地区通过“海上移动银行”共办理业务1.25亿笔，金额2804.17亿元，分别是2012年业务发展之初的16.47倍和3.82倍。
“最后一公里”的鸿沟，在浙江宁波也被填平。山峰超市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山下地村的菜场附近，奉化农商行的助农金融服务点就设在超市里。
“今年我已经为村民处理了1万多笔业务，其中还不包括缴水电费业务。每天早上人流量很大，都需要排队的。”超市老板娘李玲维兼任服务点的“站长”。这个助农金融服务点的服务涵盖结算转账、定活互转、余额查询等，农民可以做到“基本金融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
目前，助农金融服务点已经在宁波辖内实现了全覆盖，全市2273个行政村已设立了3203个服务点。同时，信息管理系统也已建成，利用网络地图软件，各商业银行可实现对服务点的动态化、规范化管理，以及查询和使用的可视化。
所谓普惠金融，普及之余，还在惠及农户。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位置偏远且交通不便，现已迎来巨变——有了全国第一个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下乡的味道”。
下党村支部书记王明祖介绍，2013年下党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600元，村集体负债7万多元。定制茶园建立后，茶农每亩收入6000多元，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000元，村集体收入22.3万元。
为支持定制茶园，人民银行寿宁县支行引导各金融机构采用“保证+信用+抵押”共用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担保方式，增加信贷投入力度。对于部分资质较好的信用户，寿宁农信联社采取发放信用贷款的方式，并在同等同类贷款条件下给予优先享受少上浮10%至20%贷款利率优惠。
同时，借助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资金，寿宁农信联社推广“精准扶贫卡”信贷产品，执行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的优惠利率（月利率3.625％。），为贫困户提供最优惠的金融政策。
普惠金融体系渐成型
在很多地方，普惠金融已不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碎片化举措，而是在统筹推进。从宁波市北仑产业工人获得金融服务上，可以一窥普惠金融的体系化。
北仑区常务副区长滕安达告诉记者，北仑的产业工人多达50万人，多为外来人口，接受金融服务不足，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抵押和信用条件，也不属于小微企业、农户这类被重点关注的领域，往往容易被传统金融服务所遗忘。
为此，针对产业工人的普惠金融服务从多维度展开。一是整合资源支撑产业工人信用增进。当地开展产业工人信息采集，将人社局、流管办等部门信息进行整合，逐步导入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服务平台。截至目前，2500名高技能产业工人的职称信息已导入个人征信系统。
二是围绕融资和支付两条主线，开发北仑原创或半原创的特色金融服务产品共13项。截至11月末，“整厂授信”“个人委托贷款”“技工匠人贷”等特色融资产品已经发放6153笔，金额9.62亿元。
三是依托数字普惠充实金融服务空间。银行在偏远厂区和宿舍区设置专门网点、布放自助机具，实现金融服务“足不出厂”。如兴业银行在吉利汽车春晓基地建立服务站，惠及3000余名产业工人，每周提供1至2次上门服务。
此外，各银行业务骨干组成了讲师团，开展知识讲堂提升工人金融素养。目前《北仑区产业工人金融素养修炼手册》已经累计分发超万册。
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单强向记者介绍，目前福州中心支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一个方案”“一个实施意见”的普惠金融工作机制，同时探索参与顶层标准规划设计，制定印发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规范指引》，作为全国金融行业标准加以力推。目前，普惠金融“宁德模式”已经实现市场与行政推动并举、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
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
普惠金融并非做慈善，在让传统的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的雨露甘霖之时，如何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化发展？
以助农金融服务点为例，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朱文剑介绍，前期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进入这片当时还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市场；后期，由于服务点布局合理，功能丰富，过渡到“市场为主”，并逐步实现运营可持续。
比如，开超市的“老板娘站长”李玲维，在运营服务点的过程中，每笔业务能从奉化农商行得到0.6至0.8元的补贴。
从银行角度，设立服务点也有助于其自身发展。“农信社依靠根须发展，否则我们跟大行如何比？”奉化农商银行董事长姜永福告诉记者，设立服务点有助于增强该行吸储能力，提高新开户数量。
朱文剑总结，服务点为承办银行至少带来了四项关联收益：分流银行网点柜台压力、促进产品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培育客户金融能力与黏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更适合做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可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但是人民银行奉化支行行长富海峰认为，通过信用体系的完善，目前银行在当地推广的“整村授信”“整厂授信”模式，风险并不高。
宁波银行副行长王勇杰告诉记者，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银行有冲击，但是冲击并不大。一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主要针对个人，与传统银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立足当地，也更了解当地小微企业。”二是银行小微企业利率明显低于互联网金融3至4个百分点，对于支持实体经济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户均贷款额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是互补的，并不存在谁更适合做普惠金融的问题。”泰隆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刘传文补充道，互联网金融的贷款额度是1万至2万，传统银行则通过走访达到户均授信数10万。
这片海域是我国“大黄鱼之乡”，海水养殖业发达，从业人员超过10万。因海上交易地点分散、交通不便，现金一度是养殖户与上游原料商、下游水产商之间的唯一支付方式。到收鱼高峰期，一笔交易可能高达百万元，现钞清点是个“大工程”。
这个典型的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在2014年得到解决。针对海上养殖交易特点，人民银行引导当地金融机构打造了“海上移动银行”，养殖户可以随时随地依托手机终端进行资金结算。
“一开始，只看到手机上的数字，没摸到钱，心里有点发慌。现在习惯了，温州人把钱打到我卡上，我才给货。”郑祥安告诉上证报记者。这位从事养殖业20余年的中年人，感受到了网上转账和支付带来的便捷。
这是普惠金融发展在支付结算领域的一个缩影。
“发展普惠金融”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正式提出。2015年12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今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记者走访闽浙两地发现，经过前期试点，普惠金融已逐步从理念走向共识、从规划走向实践、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可以预期，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普惠金融将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项重点工作，也将是填补资源配置洼地的良方。
消除“最后一公里”鸿沟
郑祥安的渔排养了40万尾大黄鱼，到码头需要开船20分钟。他告诉记者，黄鱼一般在夜里捕捞交易，以前用现金交易太麻烦，水产商去镇里排队取现，再用船把钱运来，尤其是交易量大的时候，涉及的现金有一百多万，清点都成问题。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宁德农商行着力提升海上渔区金融支付，安排工作人员登上渔排及船舶，现场为渔民和养殖户开通手机银行、布设移动POS机及收单二维码等。从此，养殖户与其上下游商户之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资金结算，大大延伸了银行服务半径，降低了商户交易成本。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宁德环三都澳地区通过“海上移动银行”共办理业务1.25亿笔，金额2804.17亿元，分别是2012年业务发展之初的16.47倍和3.82倍。
“最后一公里”的鸿沟，在浙江宁波也被填平。山峰超市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山下地村的菜场附近，奉化农商行的助农金融服务点就设在超市里。
“今年我已经为村民处理了1万多笔业务，其中还不包括缴水电费业务。每天早上人流量很大，都需要排队的。”超市老板娘李玲维兼任服务点的“站长”。这个助农金融服务点的服务涵盖结算转账、定活互转、余额查询等，农民可以做到“基本金融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
目前，助农金融服务点已经在宁波辖内实现了全覆盖，全市2273个行政村已设立了3203个服务点。同时，信息管理系统也已建成，利用网络地图软件，各商业银行可实现对服务点的动态化、规范化管理，以及查询和使用的可视化。
所谓普惠金融，普及之余，还在惠及农户。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位置偏远且交通不便，现已迎来巨变——有了全国第一个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下乡的味道”。
下党村支部书记王明祖介绍，2013年下党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600元，村集体负债7万多元。定制茶园建立后，茶农每亩收入6000多元，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000元，村集体收入22.3万元。
为支持定制茶园，人民银行寿宁县支行引导各金融机构采用“保证+信用+抵押”共用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担保方式，增加信贷投入力度。对于部分资质较好的信用户，寿宁农信联社采取发放信用贷款的方式，并在同等同类贷款条件下给予优先享受少上浮10%至20%贷款利率优惠。
同时，借助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资金，寿宁农信联社推广“精准扶贫卡”信贷产品，执行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的优惠利率（月利率3.625％。），为贫困户提供最优惠的金融政策。
普惠金融体系渐成型
在很多地方，普惠金融已不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碎片化举措，而是在统筹推进。从宁波市北仑产业工人获得金融服务上，可以一窥普惠金融的体系化。
北仑区常务副区长滕安达告诉记者，北仑的产业工人多达50万人，多为外来人口，接受金融服务不足，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抵押和信用条件，也不属于小微企业、农户这类被重点关注的领域，往往容易被传统金融服务所遗忘。
为此，针对产业工人的普惠金融服务从多维度展开。一是整合资源支撑产业工人信用增进。当地开展产业工人信息采集，将人社局、流管办等部门信息进行整合，逐步导入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服务平台。截至目前，2500名高技能产业工人的职称信息已导入个人征信系统。
二是围绕融资和支付两条主线，开发北仑原创或半原创的特色金融服务产品共13项。截至11月末，“整厂授信”“个人委托贷款”“技工匠人贷”等特色融资产品已经发放6153笔，金额9.62亿元。
三是依托数字普惠充实金融服务空间。银行在偏远厂区和宿舍区设置专门网点、布放自助机具，实现金融服务“足不出厂”。如兴业银行在吉利汽车春晓基地建立服务站，惠及3000余名产业工人，每周提供1至2次上门服务。
此外，各银行业务骨干组成了讲师团，开展知识讲堂提升工人金融素养。目前《北仑区产业工人金融素养修炼手册》已经累计分发超万册。
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单强向记者介绍，目前福州中心支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一个方案”“一个实施意见”的普惠金融工作机制，同时探索参与顶层标准规划设计，制定印发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规范指引》，作为全国金融行业标准加以力推。目前，普惠金融“宁德模式”已经实现市场与行政推动并举、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
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
普惠金融并非做慈善，在让传统的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的雨露甘霖之时，如何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化发展？
以助农金融服务点为例，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朱文剑介绍，前期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进入这片当时还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市场；后期，由于服务点布局合理，功能丰富，过渡到“市场为主”，并逐步实现运营可持续。
比如，开超市的“老板娘站长”李玲维，在运营服务点的过程中，每笔业务能从奉化农商行得到0.6至0.8元的补贴。
从银行角度，设立服务点也有助于其自身发展。“农信社依靠根须发展，否则我们跟大行如何比？”奉化农商银行董事长姜永福告诉记者，设立服务点有助于增强该行吸储能力，提高新开户数量。
朱文剑总结，服务点为承办银行至少带来了四项关联收益：分流银行网点柜台压力、促进产品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培育客户金融能力与黏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更适合做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可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但是人民银行奉化支行行长富海峰认为，通过信用体系的完善，目前银行在当地推广的“整村授信”“整厂授信”模式，风险并不高。
宁波银行副行长王勇杰告诉记者，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银行有冲击，但是冲击并不大。一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主要针对个人，与传统银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立足当地，也更了解当地小微企业。”二是银行小微企业利率明显低于互联网金融3至4个百分点，对于支持实体经济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户均贷款额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是互补的，并不存在谁更适合做普惠金融的问题。”泰隆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刘传文补充道，互联网金融的贷款额度是1万至2万，传统银行则通过走访达到户均授信数10万。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