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中国记者从知情人士独家了解到，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行业自律约定将放开。4月12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事宜。
另据外媒报道，央行拟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按银行的规模分批进行。
这意味着，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再下一城，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逐渐减少，将对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04年，我国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5年，央行放开同业存款利率；
2013年7月，我国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利率全部放开，由银行与借款人自由议价；相比于贷款利率的放开，存款利率则依然有上限管制；
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
然而，尽管从2004年实施存贷款利率的上限或下限管理，到2015年再放开上述限制。但实际上，由于2013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设立，即便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各银行之间形成“利率同盟”，对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行行业自律约束。例如，目前银行普遍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上浮40%－50%左右，很难再突破这一幅度。
正是因为由此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约定，使得外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而此次进一步放开这一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限制，才真正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迈向“最后一步”。
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贷款利率大概率还会继续上升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表示，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认为，易纲所说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指在短期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减少对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真正意义地逐步放开利率的上限。
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一直在不断进化完善。张旭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过去”产生出了一些改变，而在“未来”这个机制仍会不断进化。
具体来说，在“过去”的货币政策实践中，OMO操作利率总是依附于存贷款基准。通常是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之后，央行会跟随性地调整OMO利率。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感受是相同的。
自从2017年初开始，上述机制出现了改变：央行一直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对OMO+MLF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在这个机制中，对于贷款加权利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的FTP的定价机制进行。
“但是，由于央行仍隐性限制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因此FTP对于贷款实际利率的传导作用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去年债券市场出现了剧烈的调整，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张旭说。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宏观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现在”的策略对两者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区分。在“现在”这种政策传导模式中，由于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有助于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更好的平衡。同时，金融市场利率的上调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避免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信贷，对控制宏观杠杆率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张旭预计，央行会允许政策紧缩的压力更多地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但是，过早地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将释放出强烈的紧缩信号，并于当前的金融监管政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政策的影响相叠加，其影响难以控制。
对银行的影响 息差未必下降，但竞争更加激烈
外界对于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的一个担忧是，在负债荒的背景下，银行出于拉存款的压力，会竞相抬高存款利率，进而导致银行存款成本提升和净息差的收窄，对银行的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国信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认为，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看，国外的经历通常是在货币宽松的时候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最终放开。这时，往往是房地产、能源、大宗、证券等资产价格表现不错的时候。
然后，存款利率在放开后开始上升，当然是侵蚀息差的（同时，因为是宽松时期，息差本身也是较薄的）。银行为了保住息差，开始铤而走险，寻找一些高风险的领域去投放信贷，获取更高的收益。这时，各国银行业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房地产贷款，因为房地产价格此时正在上涨。所以，我们观察到，各国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息差都没怎么下降，这个原因是重要的一方面。
然而，等货币宽松期结束，央行收紧银根，房地产风险暴露，此前为了保息差而开始浪的银行，就开始出事了。“因此，利率市场化带给银行的风险，不是因为银行息差没了导致亏损，而是自己作死的”。
因此，王剑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对银行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别让银行干坏事。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尤其提防银行股东层、管理层制订不切实际的考核任务。此外，监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极为重要。
另据外媒报道，央行拟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按银行的规模分批进行。
这意味着，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再下一城，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逐渐减少，将对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04年，我国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5年，央行放开同业存款利率；
2013年7月，我国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利率全部放开，由银行与借款人自由议价；相比于贷款利率的放开，存款利率则依然有上限管制；
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
然而，尽管从2004年实施存贷款利率的上限或下限管理，到2015年再放开上述限制。但实际上，由于2013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设立，即便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各银行之间形成“利率同盟”，对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行行业自律约束。例如，目前银行普遍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上浮40%－50%左右，很难再突破这一幅度。
正是因为由此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约定，使得外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而此次进一步放开这一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限制，才真正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迈向“最后一步”。
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贷款利率大概率还会继续上升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表示，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认为，易纲所说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指在短期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减少对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真正意义地逐步放开利率的上限。
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一直在不断进化完善。张旭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过去”产生出了一些改变，而在“未来”这个机制仍会不断进化。
具体来说，在“过去”的货币政策实践中，OMO操作利率总是依附于存贷款基准。通常是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之后，央行会跟随性地调整OMO利率。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感受是相同的。
自从2017年初开始，上述机制出现了改变：央行一直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对OMO+MLF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在这个机制中，对于贷款加权利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的FTP的定价机制进行。
“但是，由于央行仍隐性限制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因此FTP对于贷款实际利率的传导作用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去年债券市场出现了剧烈的调整，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张旭说。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宏观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现在”的策略对两者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区分。在“现在”这种政策传导模式中，由于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有助于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更好的平衡。同时，金融市场利率的上调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避免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信贷，对控制宏观杠杆率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张旭预计，央行会允许政策紧缩的压力更多地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但是，过早地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将释放出强烈的紧缩信号，并于当前的金融监管政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政策的影响相叠加，其影响难以控制。
对银行的影响 息差未必下降，但竞争更加激烈
外界对于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的一个担忧是，在负债荒的背景下，银行出于拉存款的压力，会竞相抬高存款利率，进而导致银行存款成本提升和净息差的收窄，对银行的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国信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认为，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看，国外的经历通常是在货币宽松的时候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最终放开。这时，往往是房地产、能源、大宗、证券等资产价格表现不错的时候。
然后，存款利率在放开后开始上升，当然是侵蚀息差的（同时，因为是宽松时期，息差本身也是较薄的）。银行为了保住息差，开始铤而走险，寻找一些高风险的领域去投放信贷，获取更高的收益。这时，各国银行业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房地产贷款，因为房地产价格此时正在上涨。所以，我们观察到，各国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息差都没怎么下降，这个原因是重要的一方面。
然而，等货币宽松期结束，央行收紧银根，房地产风险暴露，此前为了保息差而开始浪的银行，就开始出事了。“因此，利率市场化带给银行的风险，不是因为银行息差没了导致亏损，而是自己作死的”。
因此，王剑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对银行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别让银行干坏事。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尤其提防银行股东层、管理层制订不切实际的考核任务。此外，监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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