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优化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加快，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绿色环保、居民服务等新领域、新业态蓬勃发展，为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其次，宏观政策具备空间和弹性。我国宏观政策弹性充足，政策回旋余地较大，逆周期调节不断加强，为实现“六稳”的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驾护航。近年来，我国有序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为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者，存量金融风险有效释放，防范化解风险的经验更加丰富。过去几年，针对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坚决整治金融市场乱象。2017年以来，压缩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稳妥处置部分金融机构风险，有序化解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野蛮生长现象得到了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状态转向收敛，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防范化解风险的经验。
此外，金融业保持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重要金融机构运行稳健。我国金融机构的拨备和资本充足，银行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达到6.7万亿元，拨备覆盖率超过180%，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14.54%，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达到247%，具有较强的损失吸收和风险抵御能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经营稳健、管理规范，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
梁涛表示，当前金融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风险问题，金融业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还存在较多的风险和隐患。部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条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增强金融业治理能力、切实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增强金融业治理能力，首先要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梁涛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完善金融机构尽职免责和激励考核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推动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
“在当前金融体系面对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宏观经济的协调性，结合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推广监管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一致有效实施，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梁涛表示，要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完善跨境风险处置机制，提高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业治理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更加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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