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在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AI发展带来新型“卢德谬论”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
“卢德谬论”（Luddite Fallacy）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 “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
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对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机械原创”引发生产主体变革
AI对文化的革命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工具的划时代革命，而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要回溯现代文化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
本雅明经由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批判提炼出“机械复制”概念，认为现代文化在生产工具上也表现为一种“机器生产”。在“印刷资本”或所谓“古登堡”时代，自动印刷机开启了现代文化生产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字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与传播也开启了文化消费大众化进程。而大众识字率大幅度提高意味着“文字”这种文化生产工具也越来越大众化。
在其后的“电子资本”时代，广播、电影、电视等使现代文化机器生产进入“电子复制”阶段，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再次被推进，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机械设备成为大众更加容易掌握的文化生产工具。
20世纪末，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进入“数字资本”的“数字复制”阶段，而“非智能化”的计算机、Web1.0依然处在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阶段。
AI的出现标志着计算机发展到“智能化”新阶段，现代文化生产又一次向前跨越，进入全新的“机械原创”（Mechanical Production）阶段，其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基于“数字复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所无法涵盖的。比如AI机器人小冰尽管依然是一种计算机软件程序，但“她”不是在“复制”同一篇诗歌作品，而是可以不断地“创作”出一篇篇不同的作品。如果说电视等机器主要引发的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革命”，那么AI引发的则是大众文化的“生产革命”。
智能自动化使“机器”在资本框架下成为文艺作品的“生产主体”，这对千百年来“人”在文化智能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显然是一种挑战乃至威胁，而传统“人学”范式已不再完全适应于阐释这种新文化现象。同样互联网发展到Web2.0阶段，互联网社交平台技术不断更新，大众不再仅仅是文化信息产品的“消费者”，转而成为直接的“生产者”。它与智能技术的融合，锻造出现代大众的超级文化生产工具即智能手机，此前的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众多机器功能皆汇聚到智能手机上，文化生产工具进一步大众化。
人工智能有待打破资本垄断
“机器”成为“智能主体”是在资本框架下，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不断革命性、累积性发展的最终结果。在此之前，动能自动化首先使机器成为“动能主体”，而传统的非自动化生产工具始终只是人的客体手段。自动化是使机器成为主体的前提条件之一，比如作为非自动化生产工具的锄头等就不可能成为“生产主体”；而另一前提条件是自动化机器被“资本”占有和垄断。只是在资本框架下或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机器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对作为“体力主体”的蓝领工人形成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只有扬弃这种资本主义应用进而扬弃私有制，机器才能被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当时发动打砸机器的“卢德运动”的工人却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最终形成所谓“卢德谬论”。
马克思当年对自动化机器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当前我们对AI的分析：如果说前者主要对物质生产产生影响，那么后者则直接影响文化生产。从生产工艺上说，文化产品也开始被机器自动化生产。AI机器之于电视机、摄影机等，就如19世纪的机器体系之于锄头，如果前者威胁的是作为“体力主体”的蓝领工人，那么后者则直接对包括文化从业者在内的作为“智力主体”的白领工人或知识劳工产生威胁。
马克思曾辩证地指出，动能自动化在威胁工人的同时也开启了把体力劳动从其雇佣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同样AI在威胁知识劳工的同时，也将开启把文化生产等智力劳动从其雇佣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进程。面对AI作为“智能主体”日益加剧的威胁，许多中西学者提出了人——机互动、并生、共存等方案，但是不缓解资本对AI技术及其发展的垄断，这种美妙的方案恐怕难以真正实现。（作者：刘方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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