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经济合作不断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加速器。目前，国务院已在7省区批准成立1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合作区人力资本配套能力不足。配套建设职业院校或职教中心，正可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与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互联互通项目推进与合作平台不够等矛盾。
不少职业教育机构，已经进行了“走出去”的探索。比如，天津在泰国、印度、印尼等国家相继设立“鲁班工坊”，采用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相关机构合作，发起建设“中泰国际学院”，探索面授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方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斯里兰卡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建立“中斯丝路工匠学院”，开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
实践证明，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强职业教育合作，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及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础性人力资源和技术服务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夯实了合作基础、搭建起实践平台。未来，还可以从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四个层面发力，加快实施职业教育配套工程。
一是制度创新。基于中国企业、中国品牌“走出去”需求，以跨境人才培养配套制度建设为重点，探索建立职业教育“走出去”政策支撑。可以以争取相关国家政府支持和国际组织合作为指向，以提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民生水平和民众认同度为目标，大力发挥中资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形成有利于构建跨境产教融合新格局的制度保障。
二是模式创新。基于相关国家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和技术服务需要，由财政、税务、发改、工信等部门协同，综合运用投资、财税、用地、金融、大数据等手段，鼓励行业企业以及社会资金积极参与、主动配合，逐步形成“一带一路”上的“人才供给—产业需求—人才供给”的良性反馈。
三是机制创新。基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由教育部门或相关社会组织牵头，联合境内外中资企业、“一带一路”项目国家教育机构和有实力的职业院校，共同建设为边境（跨境、境外）经济合作区发展提供配套服务的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中心，探索构建多方合作、多元协同的跨境职业教育体系和跨境职业教育合作机制。
四是体制创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办学模式可以由参照普通教育向产教深度融合类型教育转变，以此构建符合“走出去”需求的海外职业教育体制。通过网上与网下结合、课堂与生产线结合、教师与技师结合的模块式教育，推进“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与学历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增加项目地民众在职业教育中获益的机会。
共建“一带一路”，正在绘制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加强职业教育合作，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一定能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马啸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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