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作为湄公河流域最大经济体，一贯支持和推进地区经济合作。2012年，泰国较早提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中国政府给予积极回应。2014年11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得到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热烈响应。2016年3月23日，“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告“澜湄组织”成立，成为新型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叠加的新尝试及南南合作的新实践，即共筑“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18年1月10日，“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推动“澜湄合作”由培育期迈入成长期，战略升级“3+5+X合作框架”。2018年8月24日，“中泰贸易畅通工作组机制”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中泰经贸合作作为“澜湄合作”有机构成，三年来，两国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卓有成效，惠及双方民众，成为地区合作新典范。
一、“澜湄合作”背景下中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成效与新特征
（一）贸易总量增扩与比重提升
泰国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贸易合作的最重要伙伴之一。据中国海关总署（GACC）数据：2015—2017年，中泰双边贸易合作驶入“快车道”，2015年，双边贸易额为754.60亿美元，其中，中国自泰国进口额为371.69亿美元，对泰国出口额为382.91亿美元，泰国逆差额为11.22亿美元。2016年，双边贸易增速放缓，仅为0.34%。2017年，双边贸易额增至805.87亿美元，增长6.07%，其中，中国自泰国进口额为418.06亿美元，增长8.30%，对泰国出口额为387.81亿美元，增长4.30%，泰国顺差金额为30.25亿美元，增长124.15%；但据泰国海关总署（CDT）统计，泰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153.43亿美元。2018年1-6月，双边贸易额达430.36亿美元，增长14.10%，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后劲十足。随着双边贸易总量持续攀升，中泰两国在彼此外贸中的地位及关联度增强。2015年，泰国在中国外贸中占比3.05%；2017年，升至3.23%，排名第12位，泰国在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中位居第三，占比15.59%，仅次于越南（23.71%）和马来西亚（18.60%），泰国约占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贸易总额35.75%，位居第二，仅次于越南（54.34%）。2015年，中国在泰国外贸中占比15.56%，2017年，升至16.06%，蝉联首位；2015年，中国在泰国出口中占比11.05%，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2017年，中国首次跃居榜首，占比12.44%；2015—2017年，中国连续三年稳居泰国进口榜首，占比基本维持在20%左右（参见表1）。
（二）贸易结构优化与合作层次升级
中泰双边贸易合作商品种类丰富、结构优化、层次提升、互补性增强。以HS（2017）六位制为基准：2015年中国对泰国出口商品共2622种，金额超1亿美元为43种，2017年增至2659种、52种；2015年中国自泰国进口商品共2178种，金额超1亿美元为63种，2017年增至4259种、68种。泰国海关总署（CDT）：中国自泰国进口贸易主要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塑料橡胶等，初级产品占比由2015年的63.05%降至2017年的60.90%，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由2015年的9.88%升至2017年的10.81%；中国对泰国出口贸易主要包括：机电产品、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各类产品占比平稳，初级产品占比微升。中国对泰国贸易结合度指数（TCD）由2015年的1.38升至2017年的1.47；泰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指数（TCD）由2015年的1.09升至2017年的1.16。
（三）投资提质升级与工程项目务实推进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2015年，泰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总额为960.77亿泰铢，其中，中国投资123.82亿泰铢，占比12.89%，位居第四位，仅次于日本（29.74%）、新加坡（17.85%）、印尼（16.38%）。2016年，中国投资飙涨92.84%。2017年，泰国吸引FDI总额为2826.96亿泰铢，其中，中国投资275.14亿泰铢，增长15.43%，略高于泰国全国外资增速（12.30%），中国在泰国吸引外资中占比9.37%，仅次于日本（47.05%）、新加坡（14.28%）。2018年4月18日，中泰签署首批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包括跨境经济特区联合发展、贸易和物流边境设施升级改造、澜湄商务论坛、次区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于2017年12月21日正式开工，造价约1794亿泰铢，预期2021年底通车，作为泰方首条标准高速铁路，对改善国内交通运输条件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将提升两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加速泛亚铁路进程，深化地区融合发展。
（四）旅游持续升温与人文交流互动频繁
中泰人文交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澜湄合作”背景下，“中泰一家亲”再上新台阶，双方在旅游、教育、文化、宗教等交流频繁、成果丰硕，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润滑剂”。泰国已成为中国居民海外出游首选，中国为泰国接待国际游客数量和收入第一来源。泰国旅游局（TAT）：2015年，泰国接待国际游客2990万人次，中国游客793.48万人次；2017年，接待国际游客3500万人次，增长8.77%，旅游收入1.82万亿泰铢（约3660亿人民币），中国游客980万人次，增长11.97%，来自中国游客收入5200亿泰铢（约1046亿人民币）；2018年1—6月，接待国际游客1948万人次，中国游客引领榜首，为593万人次，来自中国游客收入3190亿泰铢。截至2018年6月30日，在华的泰籍留学生达2.7万名，泰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留学生来源国；在泰的中国留学生达3.7万名；在泰设有孔子学院15所、孔子课堂20个，约有1700名中国汉语教育志愿者服务。2017年12月17日，澜湄国际职业学院在瑞丽破土动工，将增进“澜湄组织”六国在教育、文化、产业等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五）国家战略良性对接与国际产能合作纵深发展
《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聯合声明》为中泰国际产能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泰国政府的“东部经济走廊计划”（EEC）及“泰国4.0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高度契合、紧密相连、相得益彰。利用“澜湄组织”合作机制，立足彼此优势禀赋，务实推进产能合作，强化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交流。国际产业园项目作为深化产能合作的新载体、新模式。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商务部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洼地”效应凸显，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增速提质，入驻企业达100多家，实现工业总值超100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超3万人次，2015—2017年，新增入园企业40多家，实现工业总值60亿美元。中泰（崇左）产业园已与泰方国内六个园区结成“两国多园”联袂发展格局，入驻企业达90多家，工业产值突破百亿元。
二、中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互信不足，合作共识有待提升
中泰两国建交40余年来，总体平稳友好，政治战略互信，高层互访频繁，民间往来密切。但近年来双边经贸合作磕磕绊绊、并非一帆风顺，泰方国内政治因素干扰而屡遭波折，互信不足、不深、不稳。中泰合作旗舰项目——中泰铁路项目历经波折，反复变更，暂缓搁置，以致挫伤信心、延缓进程、损害利益。泰国政界与民众对中泰关系及“澜湄合作”杂音不断，中资项目常沦为泰朝野争执的“替罪羊”、“牺牲品”，国内民粹主义抬头，对中资项目偏执、猜忌、担忧，域外国家更是施以利益引诱，生事搅局，使泰政府对华政策朝令夕改，左右摇摆，跌宕起伏。“澜湄合作”框架下，中泰两国政府亟需秉持合作理念，高瞻远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携手做大合作“蛋糕”，实现“1+1>2”的双赢与多赢格局。
（二）贸易壁垒增加，自由与便利化受阻
三年来，尽管双边贸易合作突飞猛进，但尚未达到两国高层预定的1000亿美元目标，2017年，中泰双边贸易增速为中国与澜湄国家合作中最低。在双边贸易中仍存在着商品种类单一、大宗产品比重偏高，附加值低，竞争性突出、产业内贸易合作不足等问题。随着CAFTA“升级版”深化，中泰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虽有改观，但仍尚存诸多贸易藩篱，如对少数敏感性商品保留较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检验标准不一，通关不顺畅，制约贸易合作潜力挖掘。2018年，泰国海关署出台提高自中国进口商品通关审查要求，人为性抬升合作门槛；另外，中国对泰国部分农产品也保留较高关税及进口许可证制度等，如中国对新鲜水果进口种类限制。贸易保护主义藩篱阻碍贸易合作深化与升级。
（三）投资规模低迷徘徊，合作进程坎坷
自2015年以来中国对泰国投资合作增量提质，但总量与比重颇为有限，2017年，中国投资尚不足10亿美元（约8.82亿美元），与雄居首位的日本（约42.66亿美元）相差甚远，逊于同期中国对缅甸（13.95亿美元）、越南（14.10亿美元）、柬埔寨（14.31亿美元）等投资。2018年，中国政府拟提供100亿美元信贷额度资金以支持澜湄地区基建设施项目建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热忱参与专项基金项目申报，较早签署双边协议，但泰方政府热情不高，主动性弱，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中泰铁路历经波折，变卦加码，频繁推延，削弱信心，延缓进程，耗蚀成效。湄公河流域五国中，泰国综合实力、工业经济基础中等偏上，中泰两国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交集多，产能合作空间广，潜力大。
（四）基础设施不完善，互补优势弱化
泰国国内基础设施不完善，资金匮乏，维护升级有限。中泰两国海陆不相接，互联互通软硬件基础薄弱，缺乏高速铁路贯通，在“高铁时代”的今天，泰方国内铁路仍为传统窄轨，运力小、行速慢；公路运输运量小、费用高，泰国陆路运输货物出口中国须经越南、老挝国内公路转关入境（R3A、R3B、R3E、R3W等），距离遥远，路况不佳，运输不便，运费偏高；海洋运输距离远、耗时长，削弱双边经贸合作优势潜能。与邻国越南对比其劣势难掩凸显，中越两国海陆相连，2017年首开“中越国际班列”，经贸合作“高歌猛进”（2017年中越贸易增速高达24.65%），给泰方拟增扩对华出口构成替代与竞争。
三、“澜湄合作”背景下深化中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建议
（一）增进高层政治对话，巩固战略互信
新时期，“澜湄合作”成为中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新平台，顺应潮流、把握机遇、利用新机制务实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全面发展与战略升级。坚持“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构架，弘扬政治互信与民间友好传统，增进高层互访，加深战略互信，相向而行，促进地方及相关部门对话交流，鼓励优势企业“走出去”，推动两国地方优势产业对接融合，如中泰（崇左）产业园立足双方糖业优势而建立。中方亟需密切关注泰方“东部经济走廊”、“泰国4.0”、“南部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动态与趋势，做好政策对接，重视项目的环保性、可持续性、互利共赢性及企业社会责任，做实宣传与解释工作，主动与地方媒介沟通，提高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增扩民众知晓度，重视社会舆情，多对话，少猜忌，扎根基层，惠及当地，分享红利，营造和谐氛围，保障经贸合作全面、有序、顺畅推进。
（二）优化经贸环境，推进合作升级战略
对泰方而言，提振贸易规模尤其扩大对华出口意义深远，囿于双方统计口径差异，泰方一直偏执自身逆差增扩、利益弱化。鉴于此，亟需加强两国经贸部门对话与协调，落实高层协议，促进政策对接与产业融合，削减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通关效率，减低行政费用，推进两国产品互认体系和“单一窗口”口岸通关模式，适时启动新一轮自贸谈判，提升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打造中泰经贸合作“升级版”。发挥政府引导与服务功能，适度增扩自泰方优势产品进口，扭转贸易失衡，立足资源禀赋，利用互补优势，深化全产业链合作，鼓励产品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打造区域制造与配送中心，携手开发第三方市场及世界市场。
（三）深化产能合作，打造区域产业价值链
英国The Economist《中国海外投资指数2017》：泰国在中国海外投资由2015年的38位跃升至2017年的18位，居东盟第3位，仅次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 2018：泰经商环境在世界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6位，居湄公河流域五国之首，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列居第68位、135位、141位、171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泰国家风险总体评价指标在5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6位，在湄公河流域五国中位居首位，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列居第31位、36位、39位、40位。中泰投资合作根基实、领域广、交集多、潜力大、辐射广、前景好。参照《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创设产能合作基金，建立项目库，明晰阶段性拟建项目清单，组建咨询与评审机构，完善项目甄别与筛选机制，推进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拓宽领域，提升层次，打造国际产业集聚示范区，利用中方综合实力与产能优势助推其在地区及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四）完善基础设施，构筑区域互联互通网络
中泰两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滞后与不完善成为了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瓶颈”。在“澜湄合作”新框架下，依据《澜湄国家互联互通规划》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等促进泰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有序推进中泰铁路项目，完善“硬联通”；加速中老铁路进程，树立地区示范效应及标杆作用，统筹泰老铁路、高速公路的零对接与升级规划，构筑区域互联互通网络体系，打通“澜湄合作经济走廊”。促进中泰及中南半岛地区信息技术对接合作，推进“互联网+”战略，助力发展跨境电商，构筑地区信息共享平台，加速完善“网上丝路”合作。
（五）增进民间交流，夯实社会民意根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澜湄合作”之源泉与生命力在于人民。发挥政府引导与服务功能，鼓励民间力量协同参与，丰富“澜湄周”内涵，提升“澜湄意识”及身份认同。互办国家友好年、文化节，创新地方及特色产业博览会，推广友好城市，密切民众交往，增强青年人交往。设立“澜湄奖学金”，增扩与合理分配泰方来华留学、访学、培训、参观规模，加深泰国人民对华认知、认同与信任；出台配套优惠政策，鼓励国内教育、科研、商会、文艺、医疗、宗教、非政府组织及个人“走出去”，汇集力量，博采众长，相辅相成，构筑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交融体系，夯实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社会民意根基。
“澜湄合作”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区域和新试点，翻开了次区域经济合作新篇章，中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再次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和区域新平台。中泰两国政府将继续秉持传统友好政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统筹顶层设计，夯实合作根基，完善“五通”建设，拓展领域，提升层次，丰富内涵，实现互利共赢，共筑“中泰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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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对外经贸实务》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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