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已经成为洞悉下个世纪世界发展的关键参照。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中国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实验中心。“实验”结果，就是中国在过去40年中实现堪称奇迹的宏观经济转型，不仅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饥饿和贫困，还让国家经济在30多年时间里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而且没有遗留严重的结构性风险。
一个比欧洲还大的地理空间，是如何在没有外债积累的情况下为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改善提供资金的？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已经就此给出一些解答，比如中国政府如何在引领国家发展过程中就所面临的问题高效率地提供解决方案，中国老百姓又如何为国家发展和自身生活水平提高做出巨大贡献等等。
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公司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13世纪英国《大宪章》签署以来，产权问题的逐渐制度化使公司成为社会福利创造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奇迹般的宏观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成功的战略，就是稳步推进的公司化和市场化举措。中国之所以实现了其他很多国家都没实现的转型，部分答案就是中国在企业创立、设计、发展和运营方面的做法。
快速公司化的过程并非毫无负面作用，有时它会导致社会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但充满活力而且务实的大规模公司化，赋予了中国与其他主要新兴国家渴求的能力，即收获支撑社会各领域综合发展的盈利。在中国，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公司通过市场行为收获利润，这些利润又以红利形式支持资本市场深化发展。另外，中国可用来管理或解决市场风险的巨大财政政策空间，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些都给公司化和市场化在中国取得成功创造了条件。
快速公司化推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以创新提高盈利能力的竞赛。如果不是少数国家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公平竞争原则，这种竞赛本应是一种促使世界经济更好发展的良性动力。（埃姆拉·塞内尔 土耳其中央银行副行长、尤科塞尔·戈迈兹 土耳其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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