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全球贸易产业链及产业集群会发生很大变化，以前是北美、欧盟、东北亚三大贸易圈三分天下，但未来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贸易圈将会一路领先，形成新的雁阵型贸易格局。”
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危机，往往会第一时间传导到国际贸易中，进而对推动国际贸易格局重塑产生深刻影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顺差国”与“逆差国”角色转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快速提升。
11年后，这场发端于卫生领域的健康危机再一次传导到贸易端，又将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哪些影响，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影响力会否重新洗牌？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
下半年或迎来复苏
《环球》杂志：世界贸易组织（WTO）4月8日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有WTO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数字很可能会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衰退。你对今年的全球贸易形势如何研判？
魏建国：目前疫情的全球蔓延确实已经直接冲击了全球最重要的三大贸易圈，即以美国为枢纽的北美贸易圈，欧盟贸易圈的德国、意大利等，以及东北亚贸易圈的中日韩三国。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和服务等消费需求量大幅缩减，无疑会对2020年前半年的全球贸易造成较大影响。
但这次疫情对外贸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和金融危机。诱因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基础资产恶化叠加实体杠杆率高所引爆的，而此次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并不存在房地产泡沫这样的系统性危机，而是一种短暂性的危机。如果要对比，则可参照2003年非典对于国际贸易的冲击。
根据200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统计，当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外贸保持了高增长趋势，非典流行时期的4月份进出口开始回落，大概减少的幅度是10.7个百分点。广东是当年最早出现非典病例之地，这也影响到了广交会，2003年的非典大概影响广东外贸出口5亿美元，相应影响GDP增长约0.5个百分点。随着非典疫情被控制，中国外贸的数据马上又恢复到正常。
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情况来看，各国现在都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并且对疫情及危机后的经济恢复等问题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以我认为2020年的全球外贸在经历急剧下降后，会从下半年开始复苏，呈现一个前低后高的态势。
《环球》杂志：你对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预期如何？
魏建国：中国外贸基本面依然稳健，2020年依然将是稳中向上。
首先，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唯一一个三种货物贸易方式的体量都居全球前列的国家，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三足鼎立”。2019年中国贸易方式结构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18.61万亿元，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而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继续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其中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达到1862.1亿元，增长38.3%。这是中国外贸逆势增长的原因所在。三者互相补充，比如疫情期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但跨境电商凭借在线交易的独特优势，为保订单、保市场、保份额发挥积极作用，稳定国内外贸形势。
其次，从客观上来讲，疫情只是限制了人流和物流，可能受影响较大的会是机械制造业，以精工机械为主，比如飞机、汽车、船舶等相关的制造产业，由于运输量的减少以及产业链复杂程度较高会受到较大影响。但人们对于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并没有消失，食品、服装、箱包等的需求并未减少。历史上每次大的突发事件，包括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等结束后，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反弹很快。一旦危机消退，投资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会迅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此外，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4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从具体门类来看，全球近80%的玩具、儿童安全座椅等产自中国。中国也是全球口罩生产和出口大国，每年口罩出口数量稳定在生产规模的70%以上。完善的工业门类和制造业基础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贸易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崛起的东北亚贸易圈
《环球》杂志：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市场影响力会否发生改变？
魏建国：疫情会让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遭受重创，全球贸易产业链及产业集群会发生很大变化，以前是北美、欧盟、东北亚三大贸易圈三分天下，但未来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贸易圈将会一路领先，形成新的雁阵型贸易格局。
全球供应链也将“从西到东”转移，对此我归纳为“四个东移”：
一是高端产业东移。疫情过后，中国及日韩等东北亚地区恢复较快，包括云计算、机器人、大数据、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高端产业将向东北亚聚集。按照经济规律，全球产业的发展会向消费增长热点地区靠近。中国有4万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消费市场，疫情过后中国消费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特别是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将领跑未来消费市场。今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5万亿元人民币，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二是技术资本东移。全球产业链向东北亚经济圈的集聚，也给中国带来了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大量国际资本。今年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将迎来外商投资新一轮热潮。疫情过后，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将吸引全球高科技企业投资中国。
三是高端服务东移。此次疫情将促使中国消费升级，包括高端消费品、高端医疗等都会东移。而且，中国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更高水平的服务。此次疫情对餐饮酒水等造成较大影响，2019年全国餐饮总收入46721亿元，餐饮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3%。疫情过后，人们在餐饮方面的消费升级也会推动服务升级，这将吸引全球更多高端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四是高端人才东移。全球产业转移必然带来高端人才的东移，而且国际高端人才也在瞄准中国市场。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就是看中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国内各地区为吸引外资，对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政策补贴，这也可以消除国际人才东移在税负方面的疑虑，有助于促进国际人才向中国流动。
由此可见，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东移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东北亚（中国、日本、韩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这不会发生在欧洲，也不会发生在美国。就如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所说，即使在特朗普要求下，苹果也搬不回美国，因为在美国连一个螺丝钉都找不到供应商。因此，随着全球供应链的东移，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等的高端制造业可能都将东移，这为疫情后今年中国经济仍然稳定增长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环球》杂志：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发生变化，东盟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疫情会否再次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
魏建国：我很早就判断，东盟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只是没有想到2019年东盟就替代了美国的位置。
宏观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阵。第一方阵是规模在6000亿美元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欧洲、东盟和美国；第二方阵，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比如日本、韩国等；第三方阵，规模在2000亿美元左右，包括非洲等；第四方阵是规模在1000亿美元左右的，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
其中东盟国家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2020年还有望继续增长。从目前数据来看，2020年1~2月，中国对东盟出口下降3.6%、对欧盟出口下降17.1%、对美国出口下降26.5%、对日本出口下降23.3%。东盟有望成为2020年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此外，非洲是个潜力很大的市场，非洲有7亿人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的预测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全球GDP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这是需要重视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启了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新纪元，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浪潮下，中非将达成更多经贸合作。
寻求新机
《环球》杂志：中国应该如何抓住预期中的贸易东移的机遇？
魏建国：当务之急，是打造一个开放、稳定、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首先是开放，发挥各国特长，在市场贸易上进行资源互换。比如泰国的香米、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越南的水果、欧美的奢侈品，我们必须打造一个开放的、首尾衔接的供应链闭环，打通从生产、加工、运输到消费的整个链条。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打造了十大产业集群，但地域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上下游产业链也并不协调。产业集群之间应该要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协同创新。同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同国际产业现存的链条接轨不足、匹配不够、融通协同还有待改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年来我国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视不够，一些地方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复建设，还有一些行业存在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的倾向。特别是在生产性服务行业比较突出，例如，2018年我国工业设计能力日产规模已增至1200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68.4%；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31.63万亿元人民币，雄踞全球第一。但这两项市场化程度低、准入门槛较高，管制也较多、竞争不充分，加之服务水平尚待提高，标准也不规范，因此从全球范围看，接轨匹配不足也比较突出，这是下一步要着重改进的地方。
其次是稳定，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优势，不是所有的低端制造业都要淘汰。疫情中，正是口罩这种低端制造产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是安全，即使有风吹草动，链条也不脱落。比如，武汉作为中国车都，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拥有成规模的产业集群，是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和国有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总部的所在地，以及通用汽车、雷诺、标致、本田和日产等全球公司的生产工厂所在地，但过于集中的产业构成也一度让全球汽车产业在疫情之下受到冲击，或许可以考虑适当向中西部区域转移部分产业，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此外也要加强研发和创新，特别是高端芯片、数控机床等核心部件，智能制造等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虽然我国规模以上的制造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有所提高，但研发投入强度仍有待提升，特别是数字化设计应用还不够广泛，设计研发工具普及率与欧美有较大差距。比如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与发达国家的2.5%~4%相比较，还有距离。根据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最新发布的“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国大陆有华为、腾讯和小米三家企业入榜，其中腾讯为首次入选。2018年我国科技贡献率，仅为58.85%，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环球》杂志：对处在疫情漩涡中的外贸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魏建国：疫情发生以来，我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调研了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很多的外贸企业。企业订单起初受制于整体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现在又受制于国外疫情发展，特别是小微出口企业不敢接单。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订单就是“生命”，有了订单就有了市场。因此，当前小微出口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单，如果不接单，就会有生存问题。小微企业只有抱团取暖，渡过严寒，才会获得更大发展。
企业也要积极探索寻求转型之路，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转向生产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我举个例子，这次疫情，深圳有一家工厂，原来是生产大功率马达电机的，海外疫情暴发后订单没了，他们就转而生产电动窗帘的小马达。原来大功率马达的订单，价值200万元，这次创新转型后，一下子变成600万元的订单。
另一个关键，就是政府和中介机构（商会、协会）能够了解更多信息，掌握小微企业的资源情况，可以搭建平台协调小微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完成出口订单，然后再在内部进行分配。
（作者系BRSN理事成员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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